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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名媛,那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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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国民似乎动不动就对“暴富”特别有想法,对公子哥儿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格外愤慨,要是这些哥儿们不具好善乐施的美德,没有慈善捐献的记录,很抱歉,你将是庸众红红眼里的那一个钉子,映在眼里,除之不去。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哥儿们匿名捐了几百万给地震难民的可能,就如我们不能排除有些人大肆宣扬情在人间却隐匿着背后的意图一样。但是,庸众对“暴富”的要求比较苛刻,恨不得对他们花钱的方式插上一手。

先说说一个公子哥儿与美国名媛芭莉丝希尔顿派对同欢的故事,那是娱乐新闻。其实公子是大马华裔亿万富豪,开了200万欧元的香槟,那是花边新闻。一直到富豪成了《星报》头条,再加上N4、N6和N8总共四大版,封面大大的,就是一个成功创业者的事迹。

马哈迪的女儿马丽娜在其部落格揶揄《星报》报道具有启发性。比方说,崇拜名校、交友以利益关系为主、讨好这些朋友、为这些朋友安排各种事务,如餐厅订座、办狂野派对、订购香槟诸凡百事,然后到处宣扬如何廿岁赚取第一百万,再找一份报章打四大版的广告,同时记得别提起大马的朋友。

话虽这么说,讽虽这么嘲,无论《星报》报道的刘德浩致富之道是否如假包换,哪怕是有这么一丁点虚情假意,你都无法否认,此乃致富之道,真实无虚。

至于刘德浩为这些贵族安排琐事的做法,我倒觉这得挺有意思。

根据《亚洲教父》这本“透视香港与东南亚的金权游戏”的著作,作者Joe Studwell指出“每位巨商的企业中,一定有位『奴才长』”。何谓『奴才长』?就是双手将手机递给巨商的人,他组织高尔夫球局、安排豪宅、游艇和饭店,为巨商子女解决各种问题,并忙着全世界各地送礼。就如李嘉诚的奴才长霍建宁,年收入高达1500万美元。

刘德浩谈及致富之道时,不忘强调“being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他就读于一间贵族学校,结交中东贵族公子哥儿,包括前约旦王子,建设了有利的人际关系。对他派对狂欢挥霍无度的指控,其实《亚洲教父》有这般解释。

巨商都声称自己一天工作16小时,事实上,这16小时包括了在高尔夫球场或餐桌谈交易。就如刘德浩所言,即使不在他工作范围之内,如果他的“朋友”急需一张机票,或在一家名餐厅订位,他会尽他所能为朋友办好一切。也就是说,派对、名媛、200万欧元香槟、豪宅等一切看起来奢侈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是社交润滑剂,是一种投资方式。

所以即使你看不过眼,觉得20…

我是庸众,你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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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庸众,我媚俗,你有问题吗?你问我什么是媚俗,恕我无法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来阐释媚俗,因为即使这部著作探讨媚俗的真谛,米兰昆德拉能不能承受都好,一切都不在他掌控之内。

他从横视及怀疑世界政治百态开始,把台上的政客和台下的拥护者,游行喊口号的和受政治迫害的,浓缩为《生》书中主角萨宾娜的一句:『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因为他的反媚俗言论,注定他走红。当一群自命不凡的读者和知识分子对他焚香膜拜时,他无形中变成了他自己的致命伤,俗。

当然,这还不能解释什么是媚俗,若要我以百度方式维基态度说明,就是为讨好大众,或顾忌大众的感受,而迎合群众的声音。这里牵涉了两种感情心态,一是为了讨好而迎合舆论,二是无意识的顾忌主裁了思维导向。

米兰昆德拉戏谑主流的媚俗形态,结果被拥护者掩埋成另一股主流。浅白一点的说法是,“媚俗”是一种潮流,“反媚俗”不屑与它为伍,但是“反媚俗”也因此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凡是“反媚俗”的都“媚”上了“反媚俗”,从而免不了俗。

俗不俗,归根结蒂就是火不火红。换句话说,媚俗的人,既是庸众。拿中国火红的韩寒打个比喻,知识分子许知远说韩寒现象是“庸众的胜利”:

“人们或许也觉得,韩寒也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他可以进行象征性、边缘性的反抗了,然后还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场进行一次购物。韩寒成了所有人的借口,人们借着他撒娇,卖弄自己那可怜的『小心思』。”

是的,既然我是庸众,就理所当然跟随或附和一种声音、一个主义、一种思维,先决条件是,这一种声音一个主义和一种思维,必须是绝大部分人爱戴的、喜欢的、讨好的,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违反道德伦理、民族立场、或政治意识。这么一来,我所媚的“俗”,就顺理成章作为不惜牺牲个人思考的堂皇借口了。

如此一来,社会意志塑造媚俗的模式,与独立的价值判断对峙。站在单向的繁忙街道,媚俗不是个安全岛,而是乘搭了单向路线的便车。每一种媚俗都需要一种反媚俗制衡,说不好刺激发掘更多可能性。直到反媚俗成为媚俗,再形成另一股反媚俗的风气对抗时,我身为一个大马的庸众,还在等待第一股反媚俗的清风。

(本文刊登于29/7/2010《东方日报》龙门阵

总比请人捉刀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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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闲来无事想在线看一出电影,搜索了一番,发现有部Roman Polanski的新片,叫《The Ghost Writer》,中文片名是《影子写手》。影子写手这称呼听来恁地扭捏,一般上我们称之为枪手,或捉刀手。突然想起波兰斯基去年9月,因涉及卅几年前猥亵一名13岁女童,在瑞士被拘捕,当时正在拍摄的电影似乎就是这部。

上网谷歌“Ghost Writer”想求证这事,恰好看到一个有趣的网页《Hire a Professional Ghost Writer》。网页第一句就是“Just what is a ghost writer? It is a writer you never see - a ghost。”这个网站提供代笔服务,包括商业文件、报告、新闻稿、演讲稿、小说、文章和博客等等,甚至学生的作业,也可找枪手代劳。

最精彩的是,介绍的文字说明了一个成功的Ghost Writer,简直就是一只变色龙,能够模仿各类客户的语气写作,“Your words, Your voice,Your style。”就这样,算是一门手艺、一门生意。

这网站向你保证,服务保密,一旦清账,你就是实至名归的作者,句号。当然,枪手必须是隐秘的行业,但不表示没有任何风险。就如电影《Ghost Writer》的主角帮前英国首相捉刀写回忆录,因前首相卷入一场虐囚丑闻,促使捉刀手发现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却因“知道太多”而遭生命威胁。

其实,Ghost Writer不仅限于文字,市面上还有音乐枪手,鄙人即便多逊总算当过一回。话说当年以编曲谋生,一家唱片制作公司找我帮歌手编曲,公司老板兼制作人是前几届的大学学姐。她把我唤到办公室,非常友善地告诉我,她决定把曲子交由我编,但她想参与编曲工作。结果我都搞不清楚她什么时候出现过,唱片出版后,不用说,编曲人是她,而我只是辅助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真是不明不白变了半个幽灵写手。

后来听说许多刚毕业的大学朋友,都当了音乐幽灵,专替名作曲家代笔写歌,为金钱出卖技艺,只为抬头的那一天。
听说有些本地企业老板爱文凭,周末进修MBA,课程允许携带旁听者一位,通常是经过老板挑选的下属,除了协助老板准备功课,还担任毕业论文捉刀手的角色。

还有一种行业,在大学很流行。有些必修课或选修课,可以自修再考取学分。当然,这个做法不是学习的最佳途径,然而,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科目,这么做可…

借题发挥杨伟光

有些事情可以自己来,有些则需要别人帮忙,而且是许许多多的人。就比方说,最近为杨伟光请愿一事很热闹,报道、视频、还有“杨伟光后援会”展开全国人民签名、醒觉及筹款运动,后援会同时推出周边产品,如“救救杨伟光”的T恤、徽章、汽车贴纸,还有书签。民联已放话支持此行动,亦有不少知名时评撰文指出,此乃特殊个案,祈求新国网开一面,赦免杨伟光绞刑。

从大部分消息看来,这么多人热烈地为杨伟光情愿,究竟是为什么呢?稍微观察可以发现,其实是从一个原因,再延伸到另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杨伟光在接触佛法后,洗心革面,据杨伟光在马来西亚的律师饶兆颖的说辞,是“完成灵魂的救赎”。这个说法以宗教和道德为根基,以生命的权力为标准。

延伸至另一个原因,就是对死刑作出思考,而质疑死刑的功效。目前世界上仍有58个国家执行死刑,而95个国家已废除死刑。

虽然欧盟已立法禁止所有成员国使用死刑,人口稠密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美国和印尼,依然保留这个刑罚。即便保留死刑,各国审理死刑案的程序有别,导致有些国家执行死刑的比例较低。然而,面积相当小的新加坡,从1994-1999年判决死刑率属世界最高,而且是使用大多数国家已废除的绞刑。

对杨伟光该不该死的争议,基本上有几种看法。首先,因宗教思想和社会价值观而异,即便许多国家已废除这种刑罚,死刑的存废仍是一个无绝对的课题,不容易达到共识。对一些人而言,如果社会次序凌驾了一条生命的价值,向新国请愿特赦便是多余的。对另一部分人而言,杨伟光犯错时年仅18,属于少年犯的“年少无知”,在其他国家一般上轻判,不至于死。有一些人则排除年龄或维持社会次序的考虑,强调给予一个“皈依佛教领悟正道”的青年第二次机会。

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些人借杨伟光事件,向国家教育制度和社会体制发出疑问。昨晚在面书,有朋友拦住我,问:『我們是為了什麼,而去懲罰一個犯了規的罪人呢?』这位朋友也在借杨伟光事件,认为惩罚的精神是让犯规的人觉悟,剥夺人命反而无法达致这个目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伟光事件并不纯粹是杨伟光死或不死了,它牵涉到一群借题发挥的有心人,善意地在创造一个诉求的管道,试图唤醒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意识。如此费劲却方便地利用了杨伟光,来达致一个更广大的目标,在修改刑法废除死刑之前,我只是担心,被耸动的许许多多人,不明就里而误会了善意,理解成“年少无知”是可以原谅的,或来自“家境贫困”的罪犯是可以原谅的…

不曾煽动何来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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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力主宰一个人的生死?一般上我们都听天由命,寿终正寝或逐渐病死,当然不排除交通意外死,或莫名其妙堕楼死。除非是在“扮演上帝”,正式的英文说法是Playing God,就是把自己当成上帝,决定谁可以活下去、谁应该死去。即便如此,上帝只是一个代名词,一个信仰的代号,当人陷入一个无法及不敢碰触的领域时,唯有交给一个虚拟的意念,或意识,来决定所作所为的后果,接受有理或无理的裁决。

杨伟光因运送47克海洛因到新加坡,而遭新国警方逮捕。即便当年他才18,根据新加坡的游戏规则,杨伟光非死不可。然则,大马民间发起了“杨伟光后援会”,促新国总统网开一面,宽赦皈依佛法的杨伟光,理由是因为他已洗心革面。

网上流传着一个“给伟光第二次机会”的视频,可以看到杨伟光发黄的童年相片,字幕说明他贫困的出身,怎么从沙巴来到吉隆坡,洗碗洗到运毒,年少无知的他,如何不懂即使帮毒贩跑腿,一样犯上死刑罪状。视频配上萧邦的降E大调夜曲,恬静却扣人心弦。

除此之外,媒体和网络皆是杨伟光的报道,加上签名运动和视频,还有感人的故事,对大部分人而言,“拯救杨伟光”是良心发现,知道了特别感动,最低限度签了名支持,换来个心安的道德正确。

也许你忍受不了我的说法,认为杨伟光危在旦夕,我居然冷言冷语。其实,现今的社会太冷酷,人反而容易感动。你试想看,什么东西不被商品化?什么商品不被赋予感情和道义?比方说,卖个比实际价格昂贵的有机食品,也要贴上爱护环境改变世界的标签,要你心甘情愿贵买政治正确。或者,有些媒体的新闻报道,写得越来越煽情,加入个人造作的情绪,读者看了克制不了自己,报道却很有技巧地掩人耳目,忽略某些实况。

杨伟光的事,还是新加坡法律部长山姆甘说到节骨眼上:『杨伟光虽然年轻,不过若新加坡政府就这样放过他,会带出什么讯息?我们将向全世界的毒贩发出讯息:你必须确保你选择一个年轻人,或一个孩子的妈妈来运毒入境新加坡。』

除了强制死刑,堕胎的女人、复制人类的科学家,还有安乐死,谁不在扮演上帝?因家庭破碎而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不止杨伟光一个。然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激动得想救这个面临死刑的青年的时候,是否正眼看过巷尾阴暗角落毒瘾发作的少年?或未足龄的妓女?还是直觉反射闪开了?这也难怪,那些少男少女没有后援会和感人的优丢视频,不曾煽动,何来的心动?

(本文刊登于23/7/2010《东方日报》龙门阵

厚黑学面前,你算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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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也许忘了林肯智这个年轻小伙子,要不是看了郑云城新书发表会的邀请函,林肯智这名字不知藏在我记忆中铁轨的哪一截了。林肯智是受邀嘉宾之一,他将朗诵郑云城的<企图叫醒春天的拳头>和<华教内战>两首诗。这实在太有意思了,纠缠了那些岁月的真假博士事件,许多人渐渐淡忘,许多人选择不想,也有许多人纠缠得拖累了青春,即使想追究下去也没辙了。

其实大家不用困惑,关于博士头衔的诱惑。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做人做事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导向。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唐骏“学历门”事件,揭发了堂堂一个私企老总的博士文凭,居然造假。唐骏曾经在短短十年内,就升迁为微软中国区总裁,如今乃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在《2010新财富500富人榜》排名第十位。

唐骏回应记者时,拿出一张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文凭。据揭发他的方舟子指出,“加州西太平洋大学没有校园,没有教室,只有一个办公室,还是与校长的儿子Stephen Forte的手机租借店共用的。”方舟子的消息,是来自一位在1995年为该校建立网页的美国人。

微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唐骏的博士应该是“厚黑学”博士学位。所谓厚黑学,既是“脸庞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方能成为英雄豪杰”。这样的情节这样的情景,谁人不想起难忘的Kensington 大学,和林肯智那“打出实话,打碎谎言“的一拳。

但是唐骏一句名言,教人无法不改变一贯的价值观。他说:『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说到底,一切为做官,做官为一切,至今还是奈何不了唐骏。无论是西太平洋大学或Kensington 大学,从这两起似远又似近的博士文凭真假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功利至上的社会,适者生存,厚黑学者一路走来,试图揭发的你,算得了老几?

可话说回来,我最近从VeryCD下载网站,下载了在中国非常受落的耶鲁大学公开课,有《博弈论》、《心理学导论》、《进化、生态和行为原理》和《哲学:死亡》等。其实耶鲁的公开课程在2007年推出,最近才被中国人炒热,配上中文字幕供网民下载分享。大学突破区域和时间的局限,每门课花上三、四万美金制作费,通过视频免费提供学习的管道。

如果名校纷纷在网络开课,提供课堂实录以飨求知者,这种不求文凭只求学习的风气,恰恰和文凭造假的功利价值观形成对比。直到双方得以制衡,纵然头衔有价码,到底文凭不值钱。

(…

章鱼在M国的虚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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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结束了,最光荣的是西班牙,一炮而红的是裸奔美模拉莉莎,最火红的,则是忙得不可开交的章鱼帝保罗。虽然愤怒的德国粉丝献上烹调保罗的配方,橄榄油、番茄酱、大辣椒和胡椒,意外的是,保罗至今不但保全了性命,马德里水族馆甚至想以交换或金钱购买的方式,向德国奥博豪森海洋生物馆引进章鱼帝保罗。

据传说,正当两国洽谈条件时,章鱼帝保罗的公关公司趁热打铁,以高价把保罗短期出租给M国的选举委员会主席。为什么会有此传说呢?全因近日这位选委会主席大胆作出预测,一口气推翻了朝野种种说法,表示M国不可能明年闪电大选。

问一问消息来源,原来是选委会主席拿了一条甘梦鱼,再给他太太拿一块巧克力。他说,巧克力代表闪电大选,甘梦鱼代表不闪电大选。章鱼帝啊章鱼帝,你大显神通吧。章鱼帝保罗不慌不忙地舞着腕,不假思索就团团缠住了甘梦鱼。选委会主席大惊大喜,自认沾染了一点保罗料事如神的威力,宣布:『本届大选将在2013年到期,若能问我第13届大选的日期,我会说2012年…如果我是首相。』

于是,M国的国民就纷纷物色拉莉莎人选,亦有不少国内美模扬言,若2012年大选灵验,即会在交通阻塞的大道上裸奔。当然,此言未经媒体刊登,已经遭受审核、屏蔽、删除。同时也有传言说,这次作出预测的,其实不是章鱼帝保罗,只是选举委员会主席家里的那只猫。

话说选举委员会主席的租借到期,正打算完璧归赵时,听闻章鱼帝保罗在国内的国民,一夜之间围在选委会主席家外面,苦苦祈求主席设法把章鱼帝留下。殊不知,M国兲朝当天忽然宣布“五合一涨价”,燃油、白糖、天然气全部涨价,迫不及待地午夜即刻生效。

兲朝宣布实施“受管理的自由浮动”方式,每个月一次依据国际油价调整汽油市价,人民从震到惊,削减津贴削到早已缺乏安全感。加上“鲉鱼型”潜水艇是贵的,夫人的化妆品是法国上等的,国家9年后可能是破产的,大胆并准确地设想未来的保罗,显然是人民的最后一只章鱼。章鱼大显神通、彰显本色,在兲朝法律允许的自由言论范围内,预测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涨价、什么时候废除什么考试、什么时候那些不明不白的案件沉冤得雪、什么时候党报准证可以解决、什么时候…

据说保罗听了M国人民的请愿后,不慌不忙地舞着腕,往选委会主席厨房里的烤炉蠕动,径自把自个儿烤熟了。

(本文载于《当今大马》15/7/2010稿)

与诗人的最好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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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最近接受《南都周刊》的访问时,说“没有诗歌的生活是挺可怕的”。虽然我偶尔会读一些诗,但是不见得没有了诗歌,我的生活就会起什么变化,更说不上可怕了。

其实,北岛是感慨年轻人不懂得物质生活的乐趣是有限的,希望他们能感受一些与诗歌有关的精神生活。读了不禁想起韩寒的那篇<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且看韩寒如何戏谑现代诗歌的沦落,而后引起一场“诗与不诗”的争吵。这位80后权贵写道:

“好好的标点符号摆在那,你非不用,先把自己大脑搞抽筋了,然后把句子给腰斩了,再揉碎,跟彩票开奖一样随机一排,还真以为自己是艺术家了。”

其实当时韩寒矛头是指向白烨,这么个炮轰法,立即燃起了文坛论战。别说韩寒武断,前阵子和朋友喝茶,才聊起将到访大马的北岛,我们也斗胆戏说他的诗不怎样,精彩的句子来来去去不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否则就有极品诗人说我“凭什么资格说…”云云。可是,我很喜欢北岛的散文,觉得他的散文写得比诗更出色。

韩寒在一次针对他炮轰现代诗人的电视访谈中表示,诗人总爱把“你们不理解”挂在嘴边,说什么“这个民族如果不热爱诗歌,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希望了”。模仿的语气,仿若北岛那句“没有诗歌的生活是挺可怕的”。老实说,我读不懂大部分现代诗,就如我读不懂诗人的情怀一样。打个比方说吧,郑云城被称为政治诗人,有些诗人却不苟同。和郑云城聊起这事,他却哈哈两声,根本不在乎。我想原因是,他知道读者读得懂他的诗,知道他写的是什么,要表达的是什么想法和情怀,那就够了。至于“诗与不诗”,只是一个标签而已。

读得懂的诗,感受才深刻。如卞之琳的“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既有诗境又有诗意,读来十分顺口。要是写了我看不懂,你也看不懂,诗人自己也看不懂,岂非意淫?

没有诗歌的生活是不可怕的,没有诗意的生活却是枯燥的。北岛说目前在香港居住和工作,是“与北京的最好距离”。看来是因为既不遥远却不靠近的关系,才不至于隔绝了他和他的童年回忆。若诗人不唱花腔女高音,与其在宝马里哭泣不如读一首好诗,谁说诗不是读者与诗人的最好距离?

(本文刊登于16/7/2010《东方日报》龙门阵

被云城的温柔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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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云城写过不少警句,包括这句:『你割咗未?/哽係俾人割咗啰/唔係我屌政府嘅文章就唔会俾登啦』读来稍嫌粗鄙,似乎写诗写到一半,突然被黄明志上身,其实,郑云城写的是文人的悲歌,评论人的怨曲。在某种政治环境下,批判社会要懂得一点技巧,下笔直入公堂直入云霄的话,恐怕你还没割人之前已被人割到体无完肤。

可是别误会,郑云城并非像台湾歌手打入香港市场,今后『装番炷香畀阿嫲一齐倾吓偈』。当时我看了这首诗,笑得在地上打滚,他说:『这是第一次用广东话写政治诗,广东字汉语拼音打不出来,还是网上抓来剪贴的。』写诗的人总有一点顽童的心态,挑衅的方式不急不徐,可往往击中要害。

比方说这首<温柔的谴责>,你看云城怎么温文尔雅地表达他对一个人的不满:『他温柔的谴责示威群众/ 怒斥他们破坏社会安宁的时候,/ 面带笑容/ 激昂煽动的演讲过后/ 他还为主讲者递上根烟/ 对火爆的内容投以嘉许的眼神』不用张牙舞爪凶神恶煞,却是放慢动作的黑白影片,黑手党教父皮笑肉不笑,递上的烟忽然爆红了整个银幕,而教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写诗要想象,读诗要联想。写政治诗要扎稳马步想象,读政治诗要胡思乱想。有点抽象,些许意象,却不可盲人摸象。这年头除了诗集被打入冷宫之外,诗人也被当作出土文物。你问,诗究竟有什么用?殊不知,在这实用挂帅的时代,政治诗反而能发挥作用。

虽然很多时候政治诗遣词措意非民间语文,可吃饭也不能光吃白米饭,怎么说都得来道小菜,烹调几味辣的香的,再来碗甜品,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辜负了肠胃。政治诗也不例外,如果你在马国的教育下还有些许仅存的想象力,诗玩味无穷的恰恰铺满民怨。

我本来在掂量,把书名唤作《清明节》,这郑云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终于,我明白了。

『妈说,因为政治/ 她的爱情提早打烊/ 我因而成了遗腹子/ 连带父姓,也被没收/妈说爹是教育家/ 用死亡的暗喻,让人民/ 在寒意中读懂了政府』诗写在2009年的那一个七月,那一个七月特别不一样,因为全国人民都同时在哀悼同一个人。有个叫草禾刀的读者说他来回看了几遍,每回看到那一滴泪,就忍不住流泪。

『妈妈说,躺在爹隔壁刚下葬的/ 是国阵政权,他的墓新修/ 说完嘴角微扬/ 三岁了,第一次/ 见到母亲的笑容』云城,允许我用广东话说四个字:『承你贵言!』

(本文是郑云城诗集《清明节》序文之一)

知知港到纽约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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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在书店看到《Interview》杂志,都嫌价钱太贵,加上密封在塑胶袋里,未经检验的货色,实在买不下手。有一次看到报摊卖过期杂志,恰好有一份《Interview》被人拆开了,喜出望外,越过拥抱和抚摸两个步骤,直攻核心。谁料到愈渴望愈失望,再有气质的杂志,还是无法坚持到最后。只能说,我和《Interview》最初的爱情,已正式成为挥别的仪式。

毕竟十多年了,当初喝洋水的时候玩音乐、泡画廊,接触的皆是文化界奇形怪状的人物,难免奇情异致地看起《Interview》杂志。后来在吉隆坡继续买了一段时期,那时价钱兑换成马币依然合理。

开始买《Interview》的时候,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已抽离杂志事务,和他最初创办时比较,《Interview》算是逐渐趋向普遍时装杂志的路线了。即便如此,杂志依然难脱离安迪沃霍尔独特的个人风格,Bruce Weber的摄影或多或少影响了杂志的气质,各类专访的拿捏角度一般上还算与众不同。但是我最后一次翻阅《Interview》的时候,它已经是俗不可耐的时装/明星杂志。

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类似90年代之前的《Interview》杂志了,那一个诡异怪诞的艺术迷幻时期。这个时代更没有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了,一个未经与不能顺服的放诞奇人。安迪沃霍尔在他的一个Brillo(清洗剂)纸箱装置展览后,接受记者访问时,回答风趣自如。

『有人说你的艺术品并非原创,你同意吗?』
『当然。』
『为什么你同意呢?』
『因为它不是原创。』
『那为什么你不创作新的东西?』
『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
『难道你不觉得你在和大众开玩笑吗?』
『当然不,这样我才有事情做。』

这样的对答本身,充满了原创艺术的气息。记得曾经和画家杨建正到某画廊看画,当时我觉得作品不怎样,就随口说了一句:『这样的画,我也会画。』杨建正看着我,接着问:『那你画了没?他比你先想到。』

原创与不原创,大概是从知知港到纽约的距离吧。给予均等的机会,谁先想到、想了什么、怎么处理、际遇如何,归根究底大概就是一种能令人着迷的能耐,有70%的天份,和30%的自信,蛋黄和蛋白搅和搅和,再也分不开的时候,哪怕是天天吃半生熟蛋,亦惊喜连连。若知知港有谁能在自己心里挠一下,又何必去到纽约找安迪呢?

图: 1969年《Interview》创刊号,封面是Mick Jagger。

(本文刊登于14/7/201…

伍迪和安迪还有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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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伍迪艾伦两年前的爱情片《午夜巴塞罗那》(Vicky Cristina Barcelona),想起90年代初在好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已故台湾画家刘其伟的干女儿,玫瑰。她和丈夫在波士顿的小公寓里,挂着一幅刘其伟送给她的画,画的不用说,当然是红玫瑰。

刘老号称画坛老顽童,画风笔触调皮得有他自己的一套。早年买了他一本叫《现代水彩初阶》的绘画小册子,刘老称之为“诱发”业余画友大胆挥几笔而写的小书,看英文书名才有趣:The Enjoyment Of Making Watercolour Behave,叫水彩举止检点怎不乐趣无穷。

这位工程师、探险家、人类学家、艺术家,持诸多“家”舍的原因很可能因为好奇贪玩。刘老对追踪原住民的传统尤感兴趣。拿他那本《台湾原住民文化艺术》随便一翻,不难发现“贪玩”毕竟是作研究的先决条件,先求其“乐”,再求其“专”。

那天晚上劝玫瑰去看夜场,剧院放映着伍迪艾伦的《Husbands and Wives》。若干爹在场,可能会狠批玫瑰严格的生活规律,她说什么都都不肯破例一次迟过半夜入寝。结果一伙人游说成功,而玫瑰亦体验了她的“第一次伍迪”,散场后走出剧院大大地吸了一口气,接着抱住老公直喊头晕。

伍迪堪称顽童,当年一把年纪了还“把”自己的韩裔养女,娶她为妻。那晚从开场到散场,我们的头似乎架在录影师的肩上,而他另一边肩膀托的正是录像机。录像机跟着演员走动,观众若功力不足把持不住,随时会晕眩呕吐。

伍迪当时的伴侣米亚法罗谴责他娈童,对象包括了当年才7岁的女儿。有趣的是,隐私搬上银幕,就是当晚令玫瑰晕眩的《Husbands and Wives》。伍迪的电影人生和他的人生哲学一样的怪诞有趣,总说些琐碎事,杂乱喧闹间却突破一般的思维方式,用喜剧看人生,顽童心态逗乐了观众,观众不也逗乐了自己。

访玫瑰的那一个秋天,我跑到精美的书店Rizzoli泡书香,意外的看到一本平装书,封面貌似金宝罐头汤的包装,只是圆圆的标志换上了安迪沃霍尔的头像。或许你已联想到他那幅Pop Art的代表作,和他重复复制的金宝罐头汤。《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是安迪70年代的著作,副题是《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

即使不认识安迪沃霍尔,单看副题就觉得安迪真逗。他那一头蓬松的白发,和伍迪艾伦的大黑框眼镜一样,是个人标志。贪玩…

查案前先查前程、尊严与自尊

你问了一个问题,并不一定得到答案。相同的,你提供了一个陈述,得到的回应反而可能一个,或一连串的问题。虽然表面上只是前后之分,可仔细琢磨,不同顺序基本上改变了答案和陈述的诠释,也改变了一个问题的实际功能:纯粹质疑、以质疑方式提出挑战、或掩饰实况和真相。

首先,前提是先排除法庭的“是”或“不是”问答方式。比方说,检控律师盘问被告:『案发当时,你在不在现场?』被告斩钉截铁地答:『No。』暂时就没戏了。若被告故作聪明,一会儿说死者没有入境记录,一会儿说即使他在现场,并不表示死者在现场云云。这时候,检控律师的一句『你只需答Yes或No』,都无法阻止陪审团联想浮翩,延续推理了。

是的,这个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和答案,都不是Yes 和No那么简单。最近,本南支援组织在国会汇报组织的考察报告,揭露了7名本南族女性遭伐木工人性侵犯一案,不,具体来说是7宗个案,表示砂州警方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调查。

砂州总警长并没保持沉默,他当然也不会说Yes或No,身为一个头头,他势必为砂州警方的美好形象说些公道话。据报道,总警长激动地反问:『隐瞒事实的问题不存在,这是强奸案,涉及他人的前程、尊严与自尊。难道你以为警方只是随意调查?』

从以上顺序来看,这是提供陈述后才接获反问的例子。这样的问题是属于“纯粹质疑、以质疑方式提出挑战、或掩饰实况和真相”呢?首先,允许我作几个假设。

这个问题是质疑什么?总警长不是质疑7名本南族女性遭伐木工人性侵犯,因为他已说了“这是强奸案”,表示案件成立。那是质疑“隐瞒事实”的指控?既然报告于去年9月呈交,接下来这9个月的调查结果是什么?

这个问题提出什么挑战?如总警长所言,“这是强奸案,涉及他人的前程、尊严与自尊”,莫非他在挑战“他”的身份?在这里,“他”指的是被强奸的本南女性,或者是强奸本南女性的伐木工人?调查性侵犯案件,什么时候以道德考量,顾及强奸犯或被强奸受害者心态,而决定调查结果?

据报道引述砂州土地发展部长詹姆斯马星的个人见解,他指责“本南人喜欢说谎和滥交”。这算是附加的注释也好,牵强的借口也好,“前程、尊严与自尊”居然是砂州警方向法制提出挑战的基础,匪夷所思。

那么,是否有“掩饰真相”的可能呢?当然不便随意揣测,本南支援组织于去年11月到当地进行一周的考察,聆听了13个本南社群的亲身说法,收集到7个全新性侵个案,正式记录在案的性侵按总共15宗,受害者包括了10…

越过布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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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高兴,因为民联开始走国际路线。

关于安华六月初连同一万名示威者,在美国大使馆前举布条,高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而后据《华盛顿邮报》的言论版副主编Jackson Diehl的说法,安华“耗了不少时间向老朋友解释,当然少不了众议院外交务委员会主席伯尔曼,和一两位犹太领袖”,Jackson Diehl说安华“后悔使用一些字眼,如犹太复国主义,并强调自己今后需要更小心遣词措意”。

明显的,《华盛顿邮报》这篇评论暗示了奥巴马政府的苟延残喘,而反以色列的声浪旋即高涨,导致美国自甘妥协于所谓的“开明回教徒”立场,对其行为感到极为不满。

有意思的是,安华认为首相、副首相、新闻部长、国防部长对《华盛顿邮报》一文皆作出回应,讶异“《华盛顿邮报》突然对马来西亚如此重要”。

此话仔细斟酌,方能品尝其香醇。鄙人理解如下:

如今,俺有的是国际名气,国内关于后庭花开和牢狱之灾的一切一切,都不足以局限俺在国际的影响力,即便是举足轻重的《华盛顿邮报》亦有微词,天朝却因《华盛顿邮报》的微词耸动,这是何故?俺越过布城,走向世界,奈何奈何?无可奈何!

一不做、二不休,7月4日民联走出大马走到伦敦,高调举行“民联之友”推介仪式。风光出席推介礼的是被指“同住一间酒店”的再益和柏特拉,还有私家侦探巴拉。所有的“红”人齐出场共襄盛举,有些人不高兴了,身体起了微妙的变化,民联毕竟试探了某些人的容忍局限。

在我看来,有些人不能容忍别人比他张扬,有些人却是不能容忍别人比他有运气张扬。然而,凯里的不悦触发他认真思考:既然柏特拉正大光明地曝露了行踪,为何大马警方仍然毫无行动?

据《当今大马》引述,凯里认为“我们和苏格兰场(伦敦警务处总部)拥有合作,也和英国有引渡条约,因此大可以把柏特拉引渡回国缉拿”。如果这件事令凯里质疑大马警方处理案件的逻辑水平,至少给了人民堪称聊胜于无的期待,只是不知道凯里对其他民事是否具备相等的敏锐感?

让我欢喜让你忧,让你欢喜让我愁,世事总是向对立的。民联走向国际的实际成效拭目以待,但是,足以对一些不高兴的人造成威胁,至少在心理战术上更胜一筹。

(本文刊登于7/7/2010《东方日报》龙门阵

究竟是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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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吃散养鸡蛋,还是普通鸡蛋健康?散养鸡是到处跑的乡下鸡,平日晒足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而普通鸡则关在笼子里,养得脂肪厚厚的。散养鸡蛋比普通鸡蛋贵,因为曾有专家说其营养质量比较高。

可是最近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散养鸡可能接触更高浓度的环境污染物的风险,特别是二恶英,它们可能导致人类一大批的健康问题,包括生殖发育问题和癌症。”报告刊登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说是研究人员从市场上收集了散养鸡蛋和普通鸡蛋样本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散养鸡蛋的二恶英含量,居然是普通鸡蛋的5.7倍。

吃散养鸡蛋还是普通鸡蛋好,究竟是谁说了算?

据《当今大马》报道,社青团团长陆兆福引述选委会数据,指出308大选后,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增加比例,是7比1。可是《每日新闻》报道,巫青团党员及选民注册局主任希山慕丁雅牙指出,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新选民增加比例却是1比40。

选民数据怎会这么混乱,究竟是谁说了算?

第一件事不太好说,因为即使今天证实了散养鸡蛋的二恶英含量是普通鸡蛋的5.7倍,明天一样可能发现散养鸡蛋能治艾滋病。毕竟一般人缺乏专业知识,说不清究竟好在哪里坏在何处,唯有根据所谓的专家数据消费和保健。这个做法基本上合理,可是谁能保证研究不会出现偏差?数据背后没有潜伏着商业利益呢?

第二件事虽然说说不难,可是总有一些不明因素,教人不知从何说起,如何厘清道理。新闻媒体理应据实报道,若安华指责《每日新闻》夸大所提供的数据,没有任何根据,纯粹为了引起族群的恐慌,那《每日新闻》的数据岂非欺人之谈?

可是,若《每日新闻》报道希山慕丁雅牙提供的数据属实,陆兆福所掌握的资讯不就欺天罔人了吗?到底是7比1,还是1比40,这两个天南地北的数据,究竟是谁说了算?

虽说数据归数据,蛋归蛋,究竟是谁说了算的事,接二连三。厘清了7比1还是1比40,都无法拯救苍生,最多只能打击对手士气,于民无益。我说1个散养鸡蛋等于7个普通鸡蛋的营养,你认为1个普通鸡蛋等于40个散养鸡蛋的精华。可是谁来确定每只鸡都下蛋,保证每个蛋都记录归档?

若21岁的大马公民自动登记为选民,大伙就少了数蛋蛋的争执。毕竟,无论是散养鸡蛋还是普通鸡蛋,民主选举是一个蛋都不能少的啊。

(本文载于《当今大马》30/6/2010稿)

怕就怕不够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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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很爱吵吵,对什么都点有意见,有时吵起来挺有意思,即使火药味重,善于举证辩解,道理越辩越明。曾经有个美国朋友带了父母一同来马来西亚,我带他们到槟城玩,傍晚在海边用餐时,朋友和父亲就为了座位吵起来。

父亲坐的位置可以看海上嫣红的夕阳下山,怎料到儿子也兴起看斜阳的雅趣。两父子面红耳赤地抬扛,结果儿子以他比父亲早几天飞回美国为由,说明父亲还有机会看斜阳,而赢得这个绝佳的座位。然后,一家人就开开心心地在海边暮景里吃了一顿饭。

当时我觉得很不自在,甚至有点文化震惊。亚洲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位置让给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表面上是礼让,可是再往深一层想,这其实是一种降伏权威的惯性妥协。我们的文化鼓吹和谐和气,所谓和气致祥和气生财,不吵不闹就是太平盛世。

和气固然是好事,并不表示吵吵不健康。怕伤了和气或选择没有立场,最终可能变成权威的傀儡。怎么说都好,能自由地把话说出来,是人类的基本权力。除了面对面吵、打笔战,最基本的还是需要多角度的发言管道。不同阵营的声音正面辩证,才有改变社会的可能。

无论党报或舌喉报都好,只要标明言论所代表的立场,而非标榜着一个牌匾,却暗地里为他人代言的媒体,都是民主社会的健全平台。公正党有《公正之声》,土著权威组织有刚面市的《土权之声》,不同的声音吵吵,是件好事。

然而,《公正之声》面临吊销执照之际,内政部发出出版准证给《土权之声》,公正党抗议苦苦申请了9年才获得《公正之声》的出版准证,而伟大的内政部甘愿把偏颇的黑锅往自个身上扣,一年多就把《土权之声》的执照给发了。

9年啊,足以令一个被禁踏出家门妙龄少女,变成独守空闺的熟女。如今看着《土权之声》风光出阁,自己的《公正之声》却面临撤销出版准证,公正党心里不是滋味,唯恐党报濒危。

公正党报道“联邦土地发展局破产”的新闻碰一鼻子灰,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依德利斯贾拉不是说过,国家9年后才破产吗,谁说联邦土地发展局破产?更何况我们都在削减各领域补贴了,等了一个9年,叫你公正党多等一个9年而已。

最后我只想说,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观点,什么之声都好,言论自由是人民的权益,不能等9年。民主不怕吵,怕就怕不够吵,最怕的,是连吵都不想吵了。

(本文刊登于2/7/2010《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