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大年初一，听Chick Corea。一直以来，大师们都遥不可及。这一年来才有机会一睹大师们的风采，开始亲近。几乎每天，Chick都会在他铺上波斯地毯的客厅里，弹琴给我们听。他有时自言自语，有时走到看不见的角落，敲一下锣。就像陪着他练琴一样，从未这么熟络。 Chick总是那么乐观，近80岁的人好像顽童一样，在键盘上游戏。他的音乐是积极的，即便那些深邃的时刻，他的天空最终总是明朗的。 我们却是那么的贪心，难过今后不再面书上看到他开心的脸庞，长长的十指跟我们说话。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多看一点，为什么错过他的课程。 此刻听他的琴声，听他在空中飘荡。Chick永远和我们同在，美丽的大师，我们会想念你。

大同世界 1989 没有什么比出殡后方听闻死讯更难受的了。 我八岁在精武华小念二年级。周末参加课外活动后经过一间教室，看到诺大的黑板上贴着一张画纸。纸上画了什么，我想不起来，只记得班上许多同学都在画画，老师很年轻。我当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母亲，请求她让我和这位老师学画画。祖父是个画家，因此这样的要求在我们家来说，是很自然的，她自然允许了。 记得第一堂课，黑板上贴了老师画的水彩画。山上一间红屋顶的小屋，天是柔柔的蓝，山是嫩嫩的绿。这样的衬托之下，那红色的屋顶特别的好看。心里很欢喜，模拟的第一课就这样开始了。 于是我每个星期六都回到学校，和杨建正学画画，画的是水彩。老师最爱指着班上同学说：『你们都是天才！』他几乎每一堂课都不厌其烦地重复一次，要我们相信自己的天赋，要我们信心满满。我当时相信我是天才，落笔大方，水和颜料混在一块，像魔术一样地随心所欲，我真的是天才。 有些同学喜欢在人物、动物及各种东西周围画黑色的边。他问同学，你们有黑色的边吗？有吗？有些同学忘了画影子，他指着站在一旁的同学，问那地上的是什么？你没有影子吗？他也不让我们用颜料盒子里现成的绿色、橘色和紫色。我们学习混色，没有方程式，全靠感觉。而水，就像杨老师一样的，把每种颜色都适度地调成另一种颜色，就好像他把我们的各种天分，适度地调教后展现出来。 后来上了中学，我开始到他在八打靈十四区租的排屋上课，学画油画。杨老师叫人为他用铁打造了多个画架，两边钻几个洞，插上长长的螺丝，先把一块板摆上去，再放上帆布画框，大家就开始写生了。 我们有时画静物，有时画人物。记得小我三岁的表妹曾当过模特儿，因为杨老师说她鼻子弯弯翘翘的，很好看。几个年纪比我大的同学，爱画得很细。我当时崇拜梵谷，油彩厚厚的，一层又一层。每次画完老师走过来添上几笔，总是画龙点睛，一幅画就活起来了。 学素描的时候，我们要带刀片削铅笔。小时候很怕刀削伤手指，总是战战兢兢的。杨老师有时带一些名家的小画册，要我们回家看，看熟它。后来几度搬家，我都带着，一直留在身边。有达芬奇、柯罗、米莱、席里柯、门采尔、拉斐尔等，如今我给女儿看了。 虽然老师幽默风趣，我学画的时候比较害臊，话不多，只是静静地画，默默地仰慕老师。有回他到香港和岭南派大师杨善深学画，林天时代课。林老师如今已经是赫赫...

我们家没电视，偶尔会选些纪录片和电影经典和孩子一起看。昨晚我们看了《Mr. Holland’s Opus》，除了指点片中音乐学习过程之外，孩子还认识了John Lennon和《Imagine》，George Gerhswin的《Someone to Watch Over Me》等。 当然，还有Michael Kamen。 片中一幕Mr. Holland被校方谴责在课堂上教摇滚时（其实投诉的老师误把Mr. Holland 弹奏的Boogie-Woogie当作摇滚，显示了封闭的音乐品味只会把一个人变得愚昧无知），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校方，只要能培养孩子对音乐的兴趣，他会用尽各种类型的音乐，无论是摇滚、Billie Holiday或古典乐。 我相信Michael Kamen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玩双簧管，考进纽约的古典乐殿堂“茱莉亚学院”，想着毕业后能在交响乐团演奏，或者创作一点音乐。他当初也没想过短短55年的生命里，他的创作如何丰富了乐坛及影坛。 80年代，《洛杉矶时报》逗趣地测试读者：请问Michael Kamen 是1)创作了1985年最丰富的交响乐电影配乐：《巴西》；2）摇滚乐团Pink Floyd的制作人；3）一名受训于茱莉亚学院的双簧管手；4）一名芭蕾乐作曲家。 答案是以上所有，不但如此，他能同时扮演以上不同的角色，所以《洛杉矶时报》称他为“Mr.Versatile”。 除了《Mr. Holland’s Opus》和《Brazil》之外，Michael Kamen的电影配乐包括《Lethal Weapon》、《Die Hard》、《X-Men》、《101 Dalmatians》等，曾和David Gilmore、Bob Dylan、David Bowie、Metallica合作。老实说，乐坛没有几个人能如此成功跨界。 英语“Versatile”一词的解释除了“多才多艺”之外，还含有“善于变通”的意思。说到这，达芬奇是个佼佼者，他的“家户”包括了雕刻、建筑、音乐、数学、工程、发明、解剖学、地质学、制图，植物学和写作。 其实社会未“文明”前，每个人都身兼数职：猎人、巫师、歌者、舞者、渔夫、“讲古佬”等。当时没有专家，大家都很versatile。直到世界文明后，才把多种才艺的人称为“博学者”或“Renaissance Man”。 现今社...

没有网络的时代，写专栏是寂寞的。觉得自己东西好的时候，很想知道读者是否认同。毕竟，任何创作都需要从別人眼里的自己，来获得肯定。但是爬格子的那些年，除非有其他文人著文表扬一番，否则，只好选择深信自己的好，或怀疑自己的能力。 別以为那个年代很纯情，表扬很真心。有心要红的作者，自然可以邀请讲交道的朋友相助，著文保驾。幸运的，或遇上批评的文字。那表示有人在乎你，因一篇文章而掀起笔战，也是文人写作路上寂寞之际，自娱娱人的本领，纯粹为漫漫长路加把劲。 后来，网际网络改变了专栏作者的写作方式。因网络空间免费，人人都可当博客，专栏作者与博客打擂台，写作，不再是文人的专利了。 作者的新挑战 於是，寂寞难耐的专栏作者纷纷辟部落格，转载刊登的文章或写点小品。最吸引的，还是部落格的留言功能，博客与读者得以自由互动。大家喜欢把心仪的博文，电邮给亲朋戚友分享。 博客也可以从点击率获得正能量，知晓读者喜欢哪种文字，从而塑造作者的写作风格，也从互动之间扩展思维，继续写作；或继续封闭，钻牛角尖。 即使到了这个阶段，专栏及部落格的写作方式，仍迥然不同。专栏文章必符合媒体写作的一定准则及格式，这个平台对作者而言是一种身份象徵。而博文因未经编辑这一关，天马行空，就可挤在虎生生的网络世界里。 但是要命的「点击率」，间接影响了作者写作的方式。平面新闻媒体纷纷挤入网络行列，加上链接面书「赞」及「分享」的功能，新环境提供了专栏作者更大的读者网，同时也迫使作者面对新的挑战。 作者可以清高，自鸣不在乎点击率，不在乎几个「赞」或分享。但网络媒体的收入来源一般是广告，网页点击率高，广告就好卖。商家按点击率选择广告页面时，作者就成了广告招徠人了。 这个趋势鼓励媒体按点击率付稿费。稿费不再是一律价，点击率就是身价。这时候，「求点击」作者的写作考量，是在短短30秒內吸引读者留在页面：紧贴时下课题，或谈色、財及八卦三大票房保证，標题势必夸张抢眼，文采、內涵及论点已沦为其次。读者根据点击率点击阅读文章，商家按点击率买广告，写作从此沦为「求点击」。至於点击率低的作者，隨时准备被现实淘汰。 专栏写作的歷史上，作者將第一次赤裸裸地面对枪弹。避弹、防弹、或主动反击，就得看作者的写作动机及心態了。为求点击而点头哈腰，未必是一种选择，它可能是因为没有选择。一个把持得好的作者，才不忘写作的初衷。 （本...

话说「丹麦连环枪击案」和巴黎的《查理週刊》总部枪击案，如出一辙。报道指出，案发时，咖啡馆正举行艺术论坛，出席者包括维尔克斯，那个讽刺先知惹怒穆斯林的漫画家。 《查理週刊》总部枪击案后，漫画家们一致认为，穆斯林太不懂幽默了。幽默是一门高深的艺术，不是说要懂就懂。有的人与生俱来，有的靠后天的修养，无论莞尔，或会心一笑，都有时候。 或者我们要问幽默大师林语堂，何谓幽默也？林先生的《八十自述》开章就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写道：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 这就怪不得穆斯林不懂幽默了，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丹麦案发当时，眾艺术家品咖啡论艺术。他们討论「幽默」了吗？討论「艺术的幽默」，或者「幽默的艺术」了吗？当然，不懂幽默而杀戮，罪不可赦。这是各国领袖都认同的，甚至上街表態了。倘若换著穆斯林画漫画，登在什么《阿里週刊》揶揄耶穌，不晓得耶穌的子弟会否哈哈大笑，或抿嘴一笑，还是派遣4000名军人，携带重型装备，进行覆盖式的扫击？或者，漫画揶揄犹太人这些神拣选的「Chosen　People」，犹太人会否因此恼羞成怒，一夜之间把巴勒斯坦烧成炭灰？ 前美国中情局（CIA）官员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在本月的一篇博文，提出了「艺术的责任」（artistic　responsibility）。他解释，西方人开口幽默，闭口幽默的同时，其实潜伏著一场多数对少数的「权力游戏」。《查理週刊》的「幽默」漫画，取悦了西方人，却侮辱了在西方国家的少数人口，及文化身份极其脆弱的穆斯林。格雷厄姆·富勒认为，西方人的「言论自由」其实是局限在「自以为是」的框框內。 我们有发言的权力，但权力是否需附带著社会责任？记得我小时候有个习惯，就是以嘲讽同学为乐。我喜欢挑点小事，讲些刻薄的话，自娱娱人。和我一起的同学，很享受我的尖酸刻薄。也因为这样，我酸人不留情，还洋洋得意。有一天，一位女同学忍不住了，气冲冲地抬起头指著我鼻子说：「你整天讽刺人，你知道人家心里多难受吗？」你知道人家心里多难受吗？ 玩笑开大了，被人刮巴掌，还道別人凶狠。当「恐怖分子」自杀攻击时，谁想过，那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的没有选择。美国知识分子乔姆斯基（NoamChomsky）于情人节前夕接受「Alternative　Radio」的访问时，鼓励大家读一读格...

我是道道地地的城市人。城市人听流行乐、摇滚乐、爵士乐、嘻哈，即使古典乐也无所谓。但是城市人听到“合唱团”这个字眼，嗯，不了，谢谢。我们总会把“合唱团”和“文艺歌曲”联想在一块，脑子里闪过的是《草原之夜》类调调，大家排排站，双手勾在腹前，高高的嗓门，拘谨的姿态。不然就是右手往天上托一朵云，左手挥送一只白鸽，“合唱团”对城市人而言就是老土、造作和无趣。 但是《爱韵合唱团》在吉隆坡TedX演出《夜来香》时，载歌载舞，活泼生动，着实令人错愕。加之，成员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和美眉，而非刻板印象中的阿姨。当时我十分好奇，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加入合唱团呢？ 陈惠群和林福祥是《爱韵合唱团》的创办人。陈惠群说得一口漂亮的华语，声音柔和，充满磁性。 “你认为，这些孩子能在你这里学到校园里学不到的东西吗？”我问。 她说起其中一个团员的故事。这个孩子在学校成绩优秀，很喜欢来合唱团练习及彩排。她为了要参与合唱团的活动，不想家人操心，更努力把功课做好。当母亲的毕竟比较多虑，基于将来的学业更为重要，母亲不想她太过投入合唱团。有次，她必须和家人到英国参加姐姐的婚礼，刚巧碰上合唱团到中国参加比赛，鱼与熊掌，十分为难。她心里不想错过这次的比赛演出，也因如此，她挨了母亲一个满是疼和爱的掌刮。 听到这里，我不觉赞叹合唱团的魅力。因为欲参与，所以更努力。这不是校园里学到的坚持和信心。但是接下去，陈惠群告诉我，另一个成员为了不想朋友和母亲的关系尴尬，找了朋友母亲解释及劝解，希望朋友得到母亲的支持。 我这样的城市人，即使不市侩，心早也铁了一半。这种早年中文电影的温情，居然在生活里出现，虽说不是我的生活，也够我感动几天了。义气，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么？两肋插刀的朋友，都在合唱团咯。 再听《爱韵合唱团》的演出，演绎大马年轻作曲家赵俊毅的作品，马来传统民歌新编，一首《Ikan Kekek》，唱得好比巴厘传统舞蹈“Kecak”，多部和声以不同节奏“Kecak-Kecak-Kecak”地，如敲击乐般，充满新意。 以为的与时代脱节，其实陈惠群带领《爱韵合唱团》回去一个逐渐逝去的年代，那个孩子骑脚车到同学家集合练习唱歌的年代，为了成功演出不惜代价付出的年代，情同兄弟姐妹的年代，我即便想一想，心都抽搐一下。曾经的，其实还不是很久的事。 （本文刊登于HQ杂志）

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是个怪咖。首先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爵士乐贝斯手。贝斯手一般上都不容易出位，除非像朗恩卡特（Ron Carter）或雷布朗（Ray Brown）这等重量级人物，才有资格引领自己的乐队，否则就当一辈子的sideman。 查尔斯就是重量级，不但如此，他还是位杰出的作曲家。有些人把他和欧涅柯曼（Ornette Coleman）归类为先锋派（avantgarde），查尔斯很不屑与欧涅柯曼並驾齐驱，因为在查尔斯眼里，柯曼根本就不懂得玩音乐，他所谓的freejazz，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查尔斯的脾气暴躁，和他合作的乐手都领教过。他曾经怒把一扇门拆掉扔下楼。他拋一把猎刀想弄死萨克手鲍比琼斯（Bobby Jones），幸好失手。他一拳打在长號手吉米（Jimmy Knepper）的肚子上，吉米狼狈不堪跌下舞台。消失了几周，吉米却回来乐团了。能容忍查尔斯的人都说，他们的不离不弃，都是因为查尔斯美妙的音乐。 提查尔斯的音乐，就不能不提《Pithecanthropus Erectus》-「UprightApe-man」（爪哇直立猿人）的意思，同时暗喻查尔斯自己，因为他玩的是uprightbass。查尔斯的惯例，是不给乐手写完整的分谱，而是零星的点子。他的乐谱文字描述多于音符，对普通乐手而言，非常恼人。但其他乐手则认为，这是释放爵士乐的初阶。 从小被身份困扰 《Pithecanthropus Erectus》的专辑，构思严谨，但是在一个设计好的架构之下，乐手却拥有无限的自由空间，彼此创造新的声音。查尔斯认为猿人站立了，他也为自己的突破挺胸昂首为荣。但他和人类都会因为傲慢的態度，与自然界產生衝突，最终走向灭亡。 查尔斯的父亲是黑奴和瑞典地主后代的私生子，母亲是中英混血儿。从小他就被身份认同困扰，说是白人，他不够白，黑人，他不够黑。他受传统古典乐训练，但因为肤色而无法像其他白人一样，在古典交响乐团找一份工作。他摄取了西方古典乐的精华，结合黑人的蓝调，和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及Bud Powell的爵士乐，突破了以即兴演奏为主的爵士乐作风。他严谨构思的创作，挑战同时演绎不同节拍的音乐，和他的血统一样，在错综复杂中寻找一种新的身份。 查尔斯对自己的创作方式深感自豪。某些曲子乍听之下，甚至细加琢磨，都是没一年半...

Brad Mehldau不是你一般的爵士乐手。他手臂纹了条龙，说是克服心魔的象徵。弹琴时双肩缩紧，眉尖紧锁，头扭一边，抽筋似的。他身体缓缓旋转，手指的飞快速度却与旋转不成对比，两个不相干的事，竟然同时进行著。然而，这样的动作配上他的弹奏，有冥想的效果。 年过40了，他还像个坏小孩，全身散发著时髦及叛逆的气息。最初看他演绎Radiohead的《Exit Music》时，很惊骇。可是，我心里是多么的愿意听到这样的突破，为它的鬼魅诱惑而顛倒。Miles Davis演绎迈克尔杰克逊的《Human Nature》时说过，音乐需与时俱进，Jazz Standard也不应停留在演绎从前的名曲。难道，时下的流行曲不能是Standards么？ Jazz Standard是一首首经典好歌，如《My Funny Valentine》、《April In Paris》、《The Very Thought of You》等，经爵士乐手个人的方式处理，就变成独一无二的版本了。当一首Standards经过个人不同速度、曲风、编曲、即兴演奏的选择后，它已脱离原曲，变成乐手自己的创作。但传统爵士乐手只玩老歌，甚少採用新曲。近年来才时兴流行乐爵士新译。 Radiohead的《Exit Music》很颓废，经BradMehldau詮释及延伸，从忧鬱变紧凑，一鼓作气把屌丝化为振奋，给颓废拨开云烟，透进阳光。这是Brad Mehldau的特长，他詮释了Nick Drake的《RiverMan》、Oasis的《Wonderwall》、Soundgarden的《Black Hole Sun》，你依稀听得原曲，但Brad Mehldau迷人的病毒已侵蚀了它，令人晕眩。 除了他身躯与手指的动作，可以互不相干，却又紧紧相系之外，他的左右手也能够同时平行地进行弹奏两个旋律。了不起之处，是两个旋律都是即兴创作。这是左脑和右脑相辅，理性与感性制衡。 有些乐评人不屑他的態度，觉得他自视甚高。但更多人为他惊人的技巧，表示讚叹。因为任何弹琴的人都知道，即兴演奏已经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更何况是双手同时即时创作呢？ Brad Mehldau说过，听录音往往比不上观赏现场表演。现场表演是穿越时空及时弹奏。保持一种时速弹奏，英文叫intime。但是弹奏的同时，也穿越时空，既是throughtime。所以playing in tim...

『他开始很欣赏我，一个在台上弹琴唱歌的女孩，有勇气，有才华。』然后他们牵手谈恋爱，从纯情民歌到激情摇滚，情节转折之处，总是叫人于心不忍。曾经的才华，如今成了难以理解的理由。为什么一个女子要在这些场合出入？要工作到夜半两点时分？ Yvonne 在咖啡厅、酒店、酒廊驻唱兼弹键盘，十多年了。我说你会为了一个心爱的男人，放弃这份工作吗？她坚决地说不。但是后来她告诉我：『你问我的时候，幸好我没有哭。』这样的选择，想必十分难受。何必为了爱你低头？啊，男人为了护花而仁慈，也为了护花而残忍，不同的只是什么时段而已。 『创作歌手很执着于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 Yvonne ，你不写歌，弹的唱的，都是别人的歌曲。你执着的究竟是什么？』 想起那天捧 Yvonne 场，看她在小小的舞台上，昏黄的灯光下，边弹边唱，还和一旁的同伴调侃，说平时唱完一首歌都没有几个人发现，老师来捧场，我们才有了掌声。 我听了拼命鼓掌，觉得有义务鼓掌，否则太没格了。其他人不晓得是没留意，或者不放在心上，零零落落几声，都忙着各自聊天吃东西，我的掌声显得格外响亮。 所以我很好奇，但是她的回答令我更惊讶。是掌声。 我想我们心里最深处，都渴望掌声，那种被肯定的安全感，即便是零零落落的几声。 最近，她在游轮上表演了三个月。游轮开到公海上，就变成了赌船。乘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也因此， Yvonne 一天下来可能唱 4 、 5 遍《甜蜜蜜》，或一首叫《车站》的福建歌。但是 Yvonne 在这期间也应着乘客的需求学习新歌，以便应付接下来船上演唱的日子。 有时遇到无理的乘客抢麦克风唱歌、大发伟伦，甚至把手机放在麦克风上播歌的情况， Yvonne 都淡然应对。 你做过其他工作吗？『有啊，我 18 岁时卖直销产品，赚了一笔钱投资在小吃店生意。那时候我白天经营小吃店，晚上教音乐。后来太辛苦了，就放弃了小吃店，选择驻唱及教琴。』 『当了十多年的歌手键盘手，可以买汽车洋房穿名牌了。但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旅游记者，周游列国，和各地的乐手交流，那该多好啊。』 Yvonne 在乐坛上，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她不需要伟大的理想，只想演好她的角色。如果可以，请允许她带一点梦。爱嘛，你就为她鼓掌，否则她也无所谓。反正她就是这个模样了。 (本文刊登于《...

几十岁人，我只看过5部歌剧。年轻的时候看《小白船》，泪眼盈眶，十分感动。后来教音乐，带十多个小孩看美国剧团表演《Oklahoma》，才知道佈景道具是一门学问。 到纽约拜访老友时，因为票价不菲，只好在时代广场排长龙买经济票，为了看百老匯《Kiss of the Spider Woman》。看了才知道舞台上可以千变万化，音乐、剧情、舞蹈的节奏拿捏有多精准就有多精准。几年前带小孩看红姐姐的儿童歌舞剧，片名我忘了，但记忆深刻的是，看没十分钟就逃出来，因为俗不可耐，而且演员的「娃娃声」矫情得听了胸口发闷，透不过气。 今天看「爱韵合唱团」演出的《童声童趣》，是我看的第五部歌剧。平均5、6年一部，时间和地理的变化，加上年龄的增长，感触不再如以往的直接，不是好看不好看那么简单了。如今看演出总有考量，比方说，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花多少心思和时间准备演出，他们的年龄及视野多广，会否太过抬举或低估观眾，专业程度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热诚及诚意。衡量了以上標准，我才看故事和表演，听音乐及整体的节奏，还有背景道具的设计和应用。你可以说年龄叫我仁慈了吧，简言之，好看不好看之外，我更在乎工作人员的心態和责任。 据知，《童声童趣》的台前幕后都是非专业的歌手。所谓非专业，就是不是靠唱歌找三餐的，是平日做其他工作或求学中的人，因热爱唱歌而腾出时间聚在一起学习。当今社会，不为赚钱，不为考试的事，许多人选择不干。经济不景气，找三餐都不容易，有时间有精力的，都卖保险卖直销去了。求学的学生有空不如上网玩电玩，合唱团？大多嗤之以鼻。 所以当我知道这部歌剧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能在台上成功演出，我会撇开一切专业的標准去衡量它。话虽这么说，本地专业儿童歌剧如红姐姐的系列，却令「专业」和「俗气」画上了等號。也因为「爱韵合唱团」不是商业合唱团，我对台上歌唱的专业水准叹为观止，论音准、声色、编曲，它绝对专业。 我期待「爱韵合唱团」今后的歌剧能探討大马社会的现象，因为美好的歌声更容易打动人心，热情的演出比文字的力量还大，当艺术和社会的命脉打通时，我们的艺术就成长了。我不愿意把这个期待隨便放在任何团体身上，除了「爱韵合唱团」。 （本文刊登于27/5/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教师节学生在WhatsApp长长的贺词，还有各种表情符號，单是花就林林总总了，更何况是蛋糕、酒杯、乐器，还有手臂挤得高高的二头肌，老师强悍啊。 我教的是音乐老师，在浩瀚的古典乐海里自立门户，打出一片爵士乐教育的天下。这些学生与我上山下海，出生入死，无畏无惧，只为教育。 我告诉徒弟们，我们改变不了学校教育，但我们能在课余弥补教育的遗憾。学校填鸭，我们就把鸭子放进水里让它游、让它舞、看它飞，说不定它还能唱呢。只要你觉得好的，都行。但是与胡闹不同的是，你能解释你的选择。所以你的破格是有理的，而且你的道理井井有条。 我是卖花，但我的花確实香。与其说教老师如何教爵士乐，我设计了一套破解规范的方程式，教育制度要用生硬的知识糊弄孩子，把孩子弄得很累，丧失与生俱来的创意，我就要把孩子的门脉打通，要他们知晓条条大路通罗马。 音乐教育有这个能耐？哈，有什么教育不能？如果现在我教的不是音乐，而是修车，我也能借修车的学问，教那些被学校教育弄得胡涂的孩子分得清，豆腐是豆腐，豆瓣是豆瓣，豆瓣可以煮豆腐，豆腐可以沾豆瓣，而非叫你吃豆腐就吃豆腐，不让你吃豆腐你就不敢吃豆腐。 学校教育变得怎样了？那天，小女在我面前摊开簿子：「妈妈，你教我写的答案，老师打叉了。」哦？让我瞧瞧。我看不出错误，但是我懂得谦虚，于是就写了一张字条给老师，表示我才学肤浅，没法子向小女解释错误，希望劳烦老师为小女指点迷津，好让她学习学习。 第二天，小女放学回来，我问她交字条给老师了没有，她表示交了。不但交了，老师看了字条，还当面把字条揉成一团，丟在桌面上。接著叫一位同学把簿子拿出来，要小女抄答案。 「老师有没有解释给你听，错误到底在哪里？」小女摇摇头。教师节，你叫我怎么样谢谢这位老师呢？ 我念初二时，学校来了一位失明的印裔老师。当他走进教室时，我们都很惊讶，甚至很怀疑，他怎样教我们歷史？结果，这位老师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他上课不能写黑板，所以我们抄笔记的时候，很专心听讲。他把歷史说得比武侠小说还精彩，说日期不重要，但因为他的讲解详细有趣，我们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和顺序，都非常清楚。那一年，歷史是每一位同学最喜欢的科目。 看得见的，居然比失明的还瞎，你说是不是？ （本文刊登于21/5/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原住民画家Shaq Koyok的绘本发佈会上，有个给小朋友的填色活动。这天下雨，烟霾很重。地点在沙阿南的农业公园，出席的人不多，小朋友趴在地上上色。 原住民小弟弟Raydean的作品很特別。他的画面只有两个顏色：褐色和绿色。和其他小朋友不同的是，他把人和土地填上一样的褐色，人和地都连成一团了，分不开彼此。 《Tujal and the Wind》说Temuan族的原住民小男孩Tujal到森林里打猎时迷路了。突然吹来一阵强风，天色暗了下来。Tujal很害怕，于是他拚命地跑，风却不停地追。 他遇见一只刺蝟，Tujal问它往村子的路怎么走。刺蝟说不懂，就赶紧跑开。Tujal遇见野猪，野猪不怀好意地笑，也说不懂。后来他遇见鼠鹿，它温和地安慰他，说快到了，顺著路走就看到村子了。跑累了，Tujal蹲在大树后，风劲，树大，人变得很渺小。 后来爷爷找到了Tujal，Tujal把经歷说给爷爷听。爷爷说：「风喜欢吹得枝断叶散，也爱追小孩。他是个不安份的傢伙，永远不快乐，还常常生气。当风生气的时候，你最好留在屋子里。」 「刺蝟只顾自己。野猪却很孤独，而且心地不善良。温和的鼠鹿不会伤害你，它会帮助你。」 澳洲好友Steve听了Shaq的童年故事，就把它写成《Tujal and the Wind》，由Shaq绘上插画。这是本三语绘本：英语、国语及Temuan。 仔细观察，Shaq的插画描绘了原住民熟悉的环境：吹筒、捕鱼的器具、Meranti树、刺蝟、野猪、鼠鹿、河、沼泽地，还列下西马原住民各族群名称。48页的绘本，满满准確的信息。 Shaq觉得我国的课本忽略了原住民，导致大多数人对原住民很陌生，甚至误解。当原住民小孩上学时，他的教科书里有巫裔、华裔、印裔，却没有原住民。他心里空荡荡的，歷史上没有他，地理也没有他，那原住民是什么？ 为了填补大马教育的缺陷，Shaq决定出书，告诉原住民小孩他们自己的故事。 Tujal就是ShaqKoyok，那个曾经被劲风吹得迷失方向的男孩。他求助的时候，刺蝟不理他，野猪想陷害他。但是命运中总会有一只鼠鹿牵引他，也有个爷爷启蒙他。这就是原住民的故事，在一个渐渐遗忘他的国度里，只要他记得自己属于这片土地，即使风再强，他最后必然回到家。 Shaq接下来会把绘本介绍给原住民学生，好让原住民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再为自己的地位及权益奋斗。Raydean弟弟就知道，他和土地同...

《The Geography of Bliss》的作者Eric Weiner游走10个国家，寻找幸福的因素。他想知道，究竟是钱、思想、態度、政策或宗教，影响一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我因此得知：卡达尔（Qatar）的人民无需缴付电水费，政府提供免费医药和教育，並津贴大学生。卡达尔没有消费税，也没有所得税。所有成家的男士获政府赠送土地，可免息贷款盖房子，並获得每个月7千美元的津贴！ 读到这里，我赶紧翻看出版日期：2008年。5年了，如今还有如斯的人间天堂吗？于是我请教一位不久前在迪拜工作回来的亲戚。她点点头说，唔，迪拜也差不多。 但是Eric Weiner发现，卡达尔人民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並不快乐。卡达尔人告诉他，钱能买到「尊严」，但不能买幸福。 于是，Eric Weiner到幸福指数最高的冰岛。他发现，每10个冰岛人，必有一个作家。冰岛诺贝尔桂冠作者Halldor Laxness不明白，为什么有「starving artist」这个说法。他说，从事写作的他，从没饿过肚子。 原来，冰岛政府提供作家丰厚的津贴。但冰岛2008年不是面临「全国破產」吗？然而，根据BBC去年10月的一则报道，作家依然生活无虞，还有薪水可领。而且，冰岛人均阅读量与出书量冠于全球。 在冰岛，创作不是艺术家的专利，因为大家都在创作，並乐在其中。 看了10个国家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不禁好奇，大马人的幸福指数是什么呢？根据2013年联合国调查的156个国家当中，大马的幸福指数偏低，排名第56位。原因是，人民对国家前景不乐观、对政府不信任、对国家发展没信心。 我们有无限却没必要的硬体发展，为了「发展」而破坏环境的理所当然。为了发展，文化遗產及弱势群眾「壮烈牺牲」。我们的红树林越来越少，工业污染严重，不得不担心渔获的安全。我们有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拐角遇匪的心惊胆跳。因政治角力，我们有重复不变的宗教爭议。 搞不好，弄穷人民是政府的策略之一，因为人穷志短。百货涨价，我们自顾不暇，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比我们更穷、更惨的人。我们也没时间关心环境、创作，或上街反政府。但是，政府不会把我们穷死，因为走投无路时，我们就来真的了。所以政府很聪明，要我们活得不好，却死不去，那就没力和他较劲了。 我们因此不再关心一切，满肚怨气，变得自私和焦虑。人民越弱，政府的权力就更稳固。典当人民幸福的时候，国阵就贏了。 （本文刊登于8/1/...

新加坡双年展主题为「如果世界改变了」（If The World Changed），展出东南亚国家82位艺术家的作品。小孩喜欢假设性问题，「如果」创造无限的想像空间。 年纪增长，我们讲求实际，要的是「walk the talk」，而不是「如果」。这个主题却要我们返璞归真，回到坐在草地上舔棒棒糖看云卷云舒的日子。 艺术到底有什么功用，它能改变世界吗？或许艺术不能改变世界，它只能假设世界改变了，会是什么样子。 沙巴画家Jainal Amambing画原住民在长屋里载歌载舞，小孩在河边嬉戏，及穿整齐校服背书包过桥的男孩。看管展览室的Sylvia表示被Jainal的画吸引，希望到东马长屋参观。我说：「很少原住民小孩有机会上学。」 Sylvia认为Jainal希望如果世界改变了，原住民小孩就能像其他小孩一样上学。嗯，说的也是，我一定是失去了假设的能力。 另一间房的墙上，两个视频放映著单调的画面：没有人的草地及街道。大家必先脱掉鞋子，才可踩在地板上。地板嵌著一片片东西，看不清是什么。所以我跪下来，几乎趴在地上，才看到嵌在地板里的玻璃珠里，有很小的相片。 这个装置艺术题为「Hope Brings Us Here」，是在新国工作的泰裔Nipan Oranniwesna的作品。我问Sylvia，新国有多少泰国人啊？Sylvia说很少，少到我们未察觉他们的存在。所以画家要我们蹲下来仔细看，才看到图片里的泰国人。 好点子啊。莫非，艺术就是好点子？ 一个阴暗的空间，佈满了上千个脏兮兮的塑胶娃娃，头部插在一支支竹竿上，非常诡异。一个妇女才进门转头就出来：「好怕人哦！」菲律宾艺术家Oscar Villamiel从垃圾填埋场搜集丟弃的娃娃，作品反映小女孩的幻想，最终变成垃圾堆。而这样的垃圾场，也是住了20万人的贫民窟。有张小画像，模糊地画个失踪女孩及祷文。 或许，艺术反映现实，同时激发人们用行动去改变世界？ 越南的Vu Hong Ninh模仿布鲁塞尔的尿尿男童铜像，雕了个肥皂娃娃。但是Vu Hog Ninh的男童竖著中指，眼神及手势充满挑衅的意味。更有趣的是，男童的背后是一大片令人联想到佛陀的菩提叶。雕像旁有个洗手盆，艺术家鼓励大家用肥皂雕像洗手，慢慢地洗掉它。 也或许，艺术是强权压抑之下的发声管道，通过含蓄的模式吶喊？ 说实话，经歷苦难，从中抽离再思考的艺术家，其作品是个「light bulb...

今年8月的原住民日庆典上，简陋木棚里的摊子摆卖手工艺品，大多数参观的人都挤在摆著项链手环的摊子前，编织的彩色篮子也挺受落。棚里有个角落没卖些什么，一张桌子放了一个文件夹及一些传单，两边掛了大画布，两个原住民坐在棚里聊天。 我凝视了很久。其中一幅画的是灰黑色的油棕园，棕櫚树很整齐地佔据了七成画面，剩下的是乌云密佈的天空。这本来是很寧静的景象，但是乌云卷，竟然叫我听见了雷声急。 画中的原住民背影离我咫尺，他赤裸的身躯色彩斑斕，手里握著一支大木棍。而灰黑的地面，则泛著红色火光。 后来见著Shaq Koyok，我告诉他我的惊讶。因为一般人画原住民都肤色黝黑，可是谁要瞧见他七彩繽纷的人像，都知道画的是原住民，这怎回事啊。他仰头大笑，满满的自信有一股强烈的感染力。 我转身看另一幅画。两个原住民左右两边分开站，他们各持一支燃起的木棍。面前，也就是画面的正中，是一辆著火的挖掘机。土地红得烫脚，而天空被火烧的浓烟扼得快窒息了。 任何熟悉原住民课题的人都知道，原住民的传统土地长期地被各企业侵蚀，尤其是棕櫚业，而被侵佔的包括了西马的原住民保留地及东马的原住民习俗地。土地掠夺不但影响了原住民的生计，同时令文化传统逐渐消失。原住民的反抗声音薄弱，主要原因是教育及社会把大马最初的人类边缘化了。 但原住民的愤怒力量极限在哪？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两幅画可以看到，原住民画家正尝试用「温柔」的方式，把声音传达出社群之外。 我们被教育欺骗了 大马有没有原住民画家？我想起澳洲的原住民画作，那些褐土色的点和线，蜥蜴、蛇、龟和鸟，它们几乎就是澳洲的符號。大马有没有艺术代表的符號呢？ 初次看到砂州原住民在墓地的大型木雕，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不，不是被木雕欺骗，而是被教育欺骗了。这个系统刻意隱瞒我们，不让我们认识一个属于大马的本土文化。事实上，大马具备了以原住民艺术文化作为国家符號的条件，因为它反映的是大马的最初及永远。 Shaq Koyok住在森美兰芙蓉市。和他聊起中国北京的宋庄，那些聚集在一个设计好的空间里的艺术家，我说只看到庞大却空洞的作品，他说也许他们生活太舒適了。同个因由，他从吉隆坡迁到芙蓉市，就为了远离其他艺术家，好让他独立作画，並方便他参与村里原住民的社运。 家/画室的墙上掛满了他的画作，从楼下到楼上，都是原住民炯亮的眼神，以及墮到半空被定格的身躯。这是他喜欢的题材，灰黑色的钢骨水泥及高架...

日本年轻人风靡“魔贯光杀炮”，手机一 click ，就创造了漫画及好莱坞的神奇画面。 话说“魔贯光杀炮”的创始者日本高二女生关更美香，一时贪玩，灵机一动，想 了个 捕捉同学凌空跳跃模拟特效的点子，摄影画面不但制造震撼，也制造了风潮。十多年前“骇客任务”（ Matrix ）慢动作闪避子弹的经典画面，变成了美眉快动作的一刹那。 《太极侠》的陈虎打遍天下无敌，方悟“灵空”的道理，用不着拳击，掌力一轰就把 Donaka Mark 轰死了。美眉用的则是手机及创意，和一点点调皮，瞬即拥有《七龙珠》加《太极侠》的魔力，挥拳发功，要对手腾空飞起，弹到远远，定格在摄像里，久久不落地。 美眉没有特技，应用的科技最高境界也不过是手机摄像功能。它的震撼力却不逊色于 911 摄影师 Richard Drew 的“ The Falling Man ”，相片是个男人像跳水般从世贸直线堕下。分别是，一个好玩，一个死亡。 “魔贯光杀炮”的摄像算艺术吗？有些人花一辈子时间定义什么是艺术，有些人则一口咬定什么不是艺术。有些人一辈子在证明自己的作品是艺术，有的则创造了艺术，也没察觉原来是艺术。 前辈画家龙田诗说过，大意是艺术必须触动我们的心。问题是，中国都有高铁了，空间缩小、时间紧迫，如今能触动我们的是什么呢？ 50-60 年代美国《生活杂志》（ LIFE ）以杰出的摄影为卖点，宗旨是“ To See Life ， See The World ”。很多时候，它反映了世界各阶层的生活，画面触动人心，是欢喜、有趣、感动、心酸。但是我很好奇，追崇“魔贯光杀炮”潮流的年轻人，作品不也反映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生活和态度？会不会因为它缺乏摄影技巧及五花八门的镜片，它就不算艺术？ 在皇家摄影协会举办的【 Where Goes Art ？】交流会上，一名外籍女士表示，她厌倦了“美美”的摄影作品，大马艺术家为什么没有“ Provocative ”的作品。 Provocative 这个字眼不是挑逗、挑衅、煽动、刺激几个字能形容的。它可以是性挑逗，也可以是 911 被逼堕楼的身影。它绝不是“魔贯光杀炮”，但它肯定有社会及政治因素。 大马的“ Provocative 艺术”在哪里？我想起本地涂鸦画家 Jeng ，因朋友在国外被歧视，就在纽西兰的“ STOP ”停车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