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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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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好的跑车设计者可以设计最优美的形态和速度,但没有设计者可以设计翻车或者撞击中的形态,这个形态确实比其他形态要复杂和灿烂很多,…”这是中国著名艺术家兼维权人士艾未未说的一句话,当时他是在形容中国的艺术形态。

艺术的形态其实和爱情没有两样,说得明白的,就不是艺术,不是爱情。当然,与想不通的爱情一样,有些人整辈子都在研究美学,试图从理论和分析中解剖“美”、了解“美”、再定义“美”。如果“美”是1+1=2,或许大家都可以按照一个方程式达到“美”,根据一个模式塑造“美”。不幸的是,当“美”触手可及时,“美”的泛滥却显得俗不可耐。这个时候,“美”说不定就变成“丑”,那么专家必须重新定义“美”了。

为了深一层了解设计跑车和意外翻车的意义,我决定到新加坡看看《Singapore Biennale》,一个涉及四个展出地点、30个国家和63位艺术家的双年展。Biennale在1959年由法国的文化部长 André Malraux发起,让全球年轻艺术家每两年参与展出和相聚,欧美各国家都举办过此活动。今年是新加坡举办的第三届Biennale,展出地点在Singapore Art Museum、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Old Kallang Airport与Marina Bay。

从早上10点左右到6点半,我一直处于“被设计跑车”状态。何谓“被设计跑车”?这么说吧,艺术作品在适当的地点展出,有专车载参观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时间设计得刚刚好,看完了还有有足够时间喝杯咖啡,却不会太久而令你烦躁。车子准时抵达准时离开,服务人员礼貌周到,展览作品水准一流,环境舒适。换句话说,《Singapore Biennale》整体上是设计优美的跑车,没有瑕疵。加上,参观过程亦被设计了,也算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但是,新加坡先进和前卫的建筑物之间,有另一个世界。大街上的驼背老太太,拖着一车的纸皮,缓缓走过时髦OL面前;老先生的褪色条纹恤衫,和两旁的有机食品店与画廊,格格不入。黑夜的街道,是一辆接一辆载着外劳回宿舍的卡车;巷子里站在楼梯口的性工作者,女性和中性,皆呆滞地等待安抚社会底层的外劳。

这一个世界和李老先生的新加坡很不协调,它处于翻车和撞击中的形态,虽然有点污秽,带几许残酷,但是它是复杂而且灿烂的。看了一整天设计好的《Singapore Biennale》,…

专栏作家的心思

我有个冲动,想问写了近乎32年时评的杨善勇,偶尔会否对自己的观点感到恶心。但是请别误会,杨善勇是我最崇敬的时评人,也是吾人的恩公,假设他偶尔觉得恶心,我也不希望这点感触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时评圈不能没有杨善勇,没有了他时评圈会很寂寞。老实说,关于恶心的疑问是从读了一篇专栏文章开始的。

话说写了几十年的美国专栏作家Frank Rich于3月1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不干了。他说:『Believe it or not,an opinion writer can sometimes get sick of his own voice。』意思是说,信不信由你,评论人偶尔对自己的观点觉得恶心。

这篇文章开头就描述他自己生平第一次邂逅一个专栏作家的情形。当时他不过11、12岁,有天放学回家的途中不小心掉了皮夹。几个小时后,母亲闯入他的睡房,激动地告诉他,她刚接到著名专栏作家Walter Lippmann家佣人的电话,说Frank的皮夹掉在Walter Lippmann家门前。

读到这里我难免联想到杨善勇,因为他11岁就以“笔尖”这笔名写时评。Frank的母亲当时告诉Frank,Walter Lippmann是个怎样的评论巨人。从此,Frank就开始留意各评论人的专栏,后来还发现当律师的续父,常常私底下提供各种案件的情报,给一个叫Drew Pearson的专栏作家,以换取不可告人的酬劳。

Frank 80年代在《纽约时报》写剧评,90年代开始写政治专栏。他善于把流行文化,如电影、戏剧、文学,和政治时事联系在一起。但是突然间他不干了,不写专栏了,觉得自己的观点恶心了。在里,Frank认为专栏写作的循环模式,能加强作者原有的想法。因为截稿期的关系,作者必须对不关心的课题发表意见。有时候,作者可能被逼下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Op-Ed是什么?别搞错,它不是“opinion-editorial”的缩写,而是“opposite the editorial page”,就如你现在读着的《龙门阵》,即是“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的专栏。不单这样,有时作者观点甚至不代表作者本人的立场。因为所谓的观点,或许就如Frank Rich说的,是截稿期前拼凑出来的片言只语。但是,它说不定引发一场笔战,战到最后,作者变成了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角色,捍卫着那被逼出来的看法,坚持到最后。

写…

辐射包在哥身上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已不再轻信官方的定心丸。每逢危机临于目睫,当官的总是信誓旦旦,不是“不受威胁”,就是“不受影响”,要不然“别轻信谣言”云云,殊不知这意味着人民的风险自担,因为我们总是奇怪定心丸发得那么快,检验过了吗?有副作用吗?会致命吗?

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矩震级规模9.0,那是3月11日。地震引发了海啸,接着距离地震最近的女川核电厂发生火情,然后福州第一核电厂就发生氢气冷剂器爆炸,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了。

副首相慕尤丁声称大马不受辐射威胁,不该听信谣言,制造恐慌。我想副首相太低估国民的智慧了,虽然说手机和网络的谣言,可信度确实比官方的定心丸高一个姚明的身高,毕竟,大家都尝试在从官方之外的其他管道,寻求最真确和最新的资讯,学习面临灾难应对的方式,了解高科技的日本如何处理核漏事件。若官方的可信度多一个曾志伟的身高,国民就无需这么劳累了。很明显的,国民都深信我们能兴建大马第一座核电厂,所以今天就该赶紧学习应对核泄的方法,因为大马公民一切都要靠自己。

我们的能源、绿色科技及水务部长陈华贵在13日表示,“此事并不影响大马兴建第一座核电厂计划的研究和推动工作”,并表示,“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如果我们拍案敲定,我们将会在2021年建造核能发电厂。换言之,我们还有10年的时间。”

陈华贵叫国人静观其变勿臆测,语气坚定,就差没有拍拍胸膛说妹你别怕,一切包在哥身上。说实在的,我们还有10年的时间,而人民是善忘的,到时候往事如烟,核电厂如愿。

但是,两天后的3月15日,陈华贵没那么确定了,说“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还未决定是否要兴建核电厂”。未决定?我没听错吧?这么一来,去年9月的大马经济转型规划方案岂不显得儿戏?所谓“政府计划在2021年于半岛设立首间核子发电厂,落实核子发电,以节省电能”到底是落实,还是未决定,相信接下来的10年可以反反复复,反正在研究阶段,国民还是别擅自臆测了,等10年再看。

3月18日,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麦西慕插上一脚,声称政府将公开招标聘请公司研究设立核电厂的可行性,然后等1、2年后报告出炉再定夺。问题一,政府将“公开招标”聘请法国、美国、韩国和日本专家,“公开”的程度开口直径有多宽呢?还是未到开口就有小管从旁叉出去了?问题二,说好的1、2年后,是不是等核泄事件降温,报告就不那么重要了呢?

无论是1、2年或10年,我们得承受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熬煎…

2021年的那一场血

今天下午的这一场雨,下得忒不是味。手机简讯响个不停,掠过的字眼不是日本就是辐射,怎么,人民突然搭理起核电厂来了。当初说的大马经济转型计划,那10年后我们自己拥有的伟大核电厂,突然从遥远的虚幻,变得越来越近,开始真实可怕。

我在风扇底下赶稿。电脑屏幕上被日本的信息占据了,像海啸一般几乎淹没了整个网络。我的过敏症发作,过敏源是一些扰人的字眼。不,不是8.9这个数字,不是死亡人数,而是核泄。搞笑的是,我怀疑自己中了辐射,我相信那是关心灾难的后遗症,一种短期的神经紧张。雨后的傍晚,自夸比别的流动宽频服务快5倍的那个公司,看来和我一样,也中了辐射,竟然比其他服务慢5倍。

简讯来了,叫我出门带雨伞或雨衣,否则患皮肤癌的风险极高。我想辐射时期我最好别出门,上面书上推特关心社会好了,然后继续转发善意的简讯,警告朋友未知的那一场劫。或者,从网上学习如何应对灾难的100种方法,然后转载,再转载,把脆弱的神经质散发开去,然后看它像饼干一样,碎了撒满地,等蚂蚁涌上去嚼食。

风扇在转,我的思维是那海啸后不寻常的漩涡。如果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和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子反应炉事故”后,世界的核电厂有增无减,日本这次的地震海啸加上核危机,想必也一样,惊吓过后,就是一片死海的平寂,即使夜半有一些幽灵鬼魂,也不足以恐吓贪婪和无知的人。

我让YouTube播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播完按replay,再replay。像所有人们错误的抉择一样,犯错了再犯一遍。“是你的红唇粘住我的一切/ 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 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 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地震不是不可预测的吗?辐射不是不能臆测的吗?还是甜言蜜语可靠,它坚贞不渝,是甲状腺癌、是白血病、是辐射时期产下的畸形婴儿,它同时是你知道是谁发放的定心丸,因为核电厂2021年才启用,我们还有10年时间。

看着缓慢的网络线路,想着第一世界的宏愿,倒不如诅咒那5倍速度的谎言算了。哪家宽屏公司都一样,广告的承诺是甜言蜜语足以改变季节。甭和世界竞争,甭等茉莉花开,我们建核电厂就好了,建稀土提炼厂好了,然后大家一起见证,2021年的那一场血。

(本文刊登于16/3/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纪录片作为新媒体

今晚在《“流放”纪录片巡回放映会》的308的开跑讲座上,主讲人周泽南说了个很不好笑的笑话。他说,他去年在某学院教媒体系学生纪录片的时候,播放了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Capitalism: A Love Story》,怎晓得大部分学生看不懂。

熟悉Michael Moore的人都知道,他的纪录片反映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主要原因是他对社会和政治的触觉敏锐,善于挖掘具争论性的议题。比方说他那部《Sicko》,说的是美国医药保健保险的弊端。他穷追猛打,揪出许多从中牟利的人,爆出保险公司内部的利益关系,包括牵涉其中的无数个政治人物。他同时比较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免费医疗服务,更甚的是,他居然带一群付了保险费却得不到医疗的美国病患到古巴去,在古巴获得一流的医药服务。病患居然发现,在美国卖120美元的药,在古巴售价仅0.05美元。

为什么我要用一段字来描述剧情呢?一,我要指出Michael Moore勇敢挑战一个本来很枯燥的课题;二,Michael Moore够胆子揪住高干和政客不放,即使他们躲避他;三,他拥有记者应该具有的主动挖掘课题精神;四,他的纪录片具有丰富的资讯,但不乏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五,我还没说的是,他习惯在纪录片自问却不答。他在关键的时刻问个问题,令观众莞尔后,自个儿来个小结。在更关键的时候他又问个问题,叫观众恍然大悟,自己来个总结。换句话说,Michael Moore能在纪录片中和观众互动。

所以,周泽南的笑话本来很好笑,因为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一针见血,看的人会爆笑,会流泪。如果学生看不懂,真的非常不可思议。但是,这笑话同时很不好笑,因为这显示我们媒体系学生的素质和水平,不过和曾志伟一样高。

无可否认,纪录片是一种极佳的新媒体。为什么?因为全马大约只有30%的人上网,这些人能从网络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获得主流媒体被压制的讯息。但是,如何才能触及其他70%选择不上网或无法上网的人呢?在媒体受监控的环境之下,这70%的人如何得知真相?

纪录片除了可上载网络供在线观看或下载,同时可印制成光碟派发。更好的是,在各城市和乡村放映,尤其是被冷落和忽略的郊区。当片子探讨的课题和当地的居民有关,居民容易产生共鸣,一起观赏还能凝聚力量,很可能化为实际的行动。可是,一旦课题说不到观众的骨子里时,加上没娱乐性,请问谁会主动到放映的场所观赏?或买光碟回家看?

从不动、被动到主动

近日人神共愤,因为频频流传着虐狗虐猫的视频和新闻。我不由感慨,人失去了人性,才会虐待动物,尤其是猫猫狗狗这种讨人怜爱的动物。令人欣慰的是,大家都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想尽办法揪出罪魁祸首。

今天看到虐猫女现身道歉的新闻,发现因她虐猫而愤怒,再把愤怒付诸于行动的人,还真不少。据报道,有人传恐吓和咒骂的简讯给她,有的则在社交网络讨论如何拿她的命。当然,我不能说这算是建设性的行动,但我不能排除它惩罚的力量。

加上,新闻刊登了欧阳捍华和非政府组织人士交涉的相片。图中欧阳捍华淡定地微笑,《雪隆关怀与爱护动物协会》的主席却非常激动,说:『你在庇护她,我就是要见她,我不会打女人,但我会叫女人打断她的手脚,就好像她对那只猫般。』当时,我居然笑了。我不是冷血,也非嘲笑,相信我,我笑的理由比较复杂。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写了后,我一直都不死心,想找出原因,为什么like这么容易,行动却那么难。于是,我踏破铁鞋逢人就问,希望上天开恩赐我答案。我问,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才会从面书like的层次,提升到用行动like的更高层次。比方说,帮醉倒在街边的流浪汉处理他住宿的问题、帮几十年来为国付出的人申请公民权,这类表面枯燥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事情。

有的朋友说,大佬,我要搵食,边度得闲啦。有的说,我能够做的,就是出钱而已。也有人认为,找个大后台,出钱聘请社工办事最好,但是他本身没有时间,也没条件当那个后台老板。这么巧,有个朋友说,我没有热诚做这么伟大的事,不过我会帮狗狗猫猫,因为它们很可怜,它们无法为自己伸冤。

这就是为什么我笑了,人比较容易为狗狗猫猫激动感动接着行动,部分原因是它可怜兮兮的样子,叫人于心不忍,但是换着是人就不一定这样了,变得有很多顾虑,包括时间、金钱、和兴趣。当然,这种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国家保障人民不力,否则我国就不会有这么多枯燥却燃眉之急的事务,等着自愿人士去处理。

最后有个小朋友说,其实我们很想做些什么,但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活动,有什么可以做。你们来学府告诉我们好吗,我们都是热血青年。看来,从不动、被动到主动,势必从走进校园开始,like才能主动走出来。

(本文刊登于9/3/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你要被坐到烂还是选沙发坐?

一般人有个错误的观念,总以为女人在职场打拼就是踏入社会,在家相夫教子即是离开社会,至于那些煮菜打扫看小孩,同时在家做平面设计、网上卖情趣用品、教补习教游泳教瑜伽等等的女人,不知道算是老几。

首先,社会不等于职场,职场不等于社会。一个女人为了任何理由而离开职场,无论是相夫教子,或赚了一大笔索性翘起二“娘”腿享福都好,她离开的是职场,那是一个赚钱、社交和满足个人欲望的地方。

但是,她从来没有离开社会,不可能,也不能够。她只能选择逃避社会,选择性不关心社会,不参与改变社会的任何活动。然而,她还是活在社会里,唯一的分别是,与其主动贡献于社会,她是处于被动的位置。无论好坏,她选择接受社会的现况,而不主动参与作出改变。

事实上,即使你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不表示你在社会上是个有用的人。你可能把自己封闭在个人的生活里,每天在职场的付出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你不知道茉莉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哪一个财主在国外开了49间公司,为什么咖啡比昨天贵了20仙等等。也或许,这些事你都知道,但是你在接收资讯的同时,不打算好好思考,再付诸于行动。慢慢的,你不过是社会上的一张沙发,摆在那儿给人坐,一直被坐到烂了,也没想过倒过来做个选沙发坐的人。

有些人听到政治掉头就走,死脑筋地认为,只要不把政治挂在嘴边,政治就不会来烦她,却不知道政治是她呼吸的空气,政治被污染的时候,即使她选择掉头就走,空气还是那么的污浊。换句话说,社会与政治无时无刻都处于互动的状态,无论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你都置身于社会里,只要你活着的一天,就不能离开政治。

最后让我告诉你,家庭和职场是社会的一部份,而社会本身概括了更大的层面,若把思维锁定在家庭或职场这两个范围里,女人或男人都一样的自我封闭,最终把家庭和职场放大,让它占据了人生的一切,才会产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

当然,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哎哟,我能做什么?其实,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身边有不少你有能力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活动欢迎你参与。世界那么的小是因为你的视野套上了框架,离开了家里的沙发,离开了办公室的椅子,你才算从社会重新投入社会。至于沙发和椅子嘛,一直都会在那,根本无需放弃它们。

(本文刊登于6/3/2011《东方日报》仁生文化广场)

魔术方块的硬道理

这年头很少人谈主流与非主流了,“cult”也不再是一个很酷的名词。那时候,艺术、文学与电影推崇另类风格,说白了,就是和商业化的作风不一样。非主流的出发点往往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对主流的庸俗,甚至媚俗,作为反思的产物。若非主流的拥护者超越了小众的范围,它便取代主流,最终成为主流。

回想80年代Apple Macintosh掀起的cult风潮,用Apple Macintosh电脑的人都有一个款,就是忒拽。虽然如今苹果电脑比以往普遍,但是放眼人人手中一部iPhone的景象,说明了cult阳光的一面,视乎其窗户够不够多,方向多不多面。

但是,前提是,非主流或cult本身,是否有成为主流或时髦的意愿。

主流和非主流当然不限于艺术、文学与电影,或科技品牌。我们有主流思想和非主流思想,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范畴。但从这两者延伸出去,无论主流或非主流,各种思想所作的学术研究,最终通过什么管道和方式发表,决定了它是否有成为iPhone的潜质。

比方说,出版和办讲座。有些学术研讨会上那些突破的主张,一旦走出会场,所有热腾腾的言论瞬即冷却了一半。有时候,讨论的内容没有发表在网络,或印刷成硬体出版。即便是发表了、印刷了,它往往发表在小众的网站,或印刷了摆在桌面上和书架上蒙尘,等待下一个晒书日。

或者,办研讨会和讲座总是同样的几个团体,场所来来去去都是同样那两个地方,结果参于的人和观众还是那一众,谈论的调调还是同个音阶。虽然讲了很多,听到的人却很少。

事实即便如此,许多学者还是十分满意。虽然不自觉,那是cult的心态作祟,但是不自觉的也是,有cult的心态不表示就有cult的本钱。

若言论思想只局限于小圈子里,得到圈子里小众的支持个推崇,然后继续以相同的方式发展下去,借一个朋友的说词来形容,后果就是“近亲繁殖”。至于长期近亲繁殖的后果,维基百科说会“增加不良隐性性状的基因表现,导致近交衰退”。

当然,小圈子是个安全区,一来省时省力,二来减少面对无法预测的敌对挑战。换句话说,比较容易长期置身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但是,任何思想和活动的成功,是看它在小圈子外的票房价值高不高,能否打通天罗地网,笼络普罗大众的心。

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于生存的硬道理》,李光耀说他有一组能干的人,他们能从多角度去看待任何事,就像Rubik’s Cube魔术方块一样。

如果自认是非主流或者是cult的…

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

我们大抵上都遇过一个自己爱的人,对方很可能很爱你,然后你们相爱了一段时日,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或者是十几年也说不定。然后,麻烦来了。

你们有一方觉得双方缺乏火花,于是想点子搞点情调什么的。老套的,就找个比较暗的餐厅用餐,想营造前戏的气氛,自己想像晚餐后上演的戏叫烈火青春。怎晓得,他点了菜,整晚握着手机发简讯,眼角也没瞧你一下。而你也因无聊,不得不用手机上面书,和朋友打哈哈。这样的一个夜晚过去了,钱花了不少心还有点疼,但心里对即将上演的戏还抱着一线希望。结果回到住处,他说,啊,我还有一些事务要出去和朋友谈。草草亲了你一口,走了。

或者,你们每天下班回家,他在电视前坐了一个晚上,你因无聊不得不上网闲聊。一对曾经相爱的人,各自忙自个儿的事,情侣关系开始趋向室友关系,生了嫌隙,偶尔浮起分手的念头,只是不敢想得太多,太深,因为害怕改变原有的习惯,毕竟,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

熬着熬着,有一天终于熬不下去了,每段变酸的关系总有一个负心人。虽说感情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但是分手的理由往往是一方的冷漠,而冷漠的理由总是因为“我不懂得”。

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表达。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你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当然,咋听之下,冷漠不是错,不止不是错,还很无奈,因为我不是故意“不懂得”,我本来就不懂得嘛。

因为相信“不懂得”这蠢话,而觉得分手会伤害对方,良心过意不去,结果留在麻木的男女关系里,锁住情感,冷冻欲火,继续欺骗自己。表面上是感情经得起考验,其实是向世俗观念妥协而放弃自己。本来就是嘛,“不懂得”是个惰性的借口,因为懒得用行动去爱,而允许爱情逐渐淡化,却紧紧守住一个惯性的说辞,安慰自己,蒙蔽对方。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

(本文刊登于HQ杂志)

周泽南“流放”纪录片放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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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一结巴怜爱结成疤

人性的弱点,就是不能看到别人受苦,看了会怜悯、感动、难过。但是许多人没察觉也不自觉,这种感觉是选择性的。比方说,“受苦”在各种客观因素的衬托下,若果效果够好,感动便更强。但是,当“受苦”赤裸裸地曝露在大太阳底下,你也许嫌它丑,嫌它臭。

试想,你赶路上班去,途中突然一阵臭味扑鼻,一个脏兮兮而双眼爆血丝的乞丐迎面走来,伸出手跟你要个零钱。你的反射动作是闪,有多快就多快,有多远就多远。可是,当年《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Steve Lopez把一个懂得拉大提琴,但同样脏兮兮的无业游民Nathaniel Ayers,写得如天使一般,许多读者感动了,纷纷掏腰包帮他,结果故事拍成了卖座的电影《The Soloist》。

要是Nathaniel Ayers不会拉大提琴,要是Steve Lopez没有把他写得传神,Nathaniel Ayers将会和其他流浪汉、乞丐、无业游民没有两样,你看到就捏鼻子闪。

《国王的演讲》获8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无论剧情多棒、导演多强、科林费斯的演技多精湛,归根究底,它利用一个皇室贵族口吃的弱点,打动人心。在乔治六世高傲的表层下,其实自卑得可怜兮兮。因为人类爱偷窥的本性,英国乔治六世一结巴,怜爱在各位心里结成了疤。

如果回顾过往奥斯卡的小金人颁给了哪部片子,就明白人性的弱点占了多大的决定要素。2008年《Slumdog Millionaire》把来自印度贫民窟的少年放大,世界才开始关注印度贫民窟的小孩的教育问题等等。2002年《A Beautiful Mind》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翰纳许的精神分裂症放大,观众才会同情这个数学天才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1989年《Rain Man》,因为患上自闭症自称Rainman的雷蒙,观众才认为自闭症是ok的。

在卡拉ok被逮捕的外籍性工作者,好像货物一般,肩背上都被警员标上了号码,你看到了可能会说该死的,好做不做,去卖淫。但是,若媒体为一个长得很标致的性工作者做采访,道出她可怜的身世,工作的时候被粗暴对待,你搞不好会改观,同情她,想为她做一点什么。

换句话说,可怜若用得恰当,它能够引起大众关注一个议题,若发挥得淋漓尽致,搞不好事半功倍。相反的,你也可以利用大众的怜悯之心,以达到个人目的。但是,很多时候,人们都心甘情愿被忽悠,宁可看到加码的可怜,而不愿意接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本文刊登于2/3/2011《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