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仙逝，各界人士对他的成败，尤其是治国模式，议论纷纷，弔贺参半。吊者，叹服李光耀如陶杰所言，「李光耀做得到的，其他华人国家和地区，不要做梦，绝不可能做到」。贺者，对李先生切齿嚼牙，如80年代被指企图推翻人民行动党政府，而遭新国內部安全局逮捕的陈华彪，痛快地高唱喊「李光耀失逝让人民重获自由」。 新国驳船码头，一名巫裔街头卖艺的歌者，拨吉他轻声唱著「LetItBe」。他乐谱架上的牌子写著：「记念传奇人物李光耀先生」。一名新国学生看了如斯情景，在面书上表示，她当时听了悲慟和振奋，也认为这就是李先生给予新国子民最珍贵的礼物。因为新国及它的每一个子民活著，因为音乐、爱、和平及和谐都活著，因为新加坡的茁壮成长建立在前人留下的这个信念，即便这名伟大的已离开，新加坡將继续建立它独特的身份。 一名大马女子中学毕业后，因为必须照顾80高龄的父亲，只好停止学业投入社会。她英语说得不好，屡屡碰钉子，心头埋怨何以在校学国语，出到社会却需说英语。 经济萧条的85年，她「求」来一份工作，生活节俭，偏偏母亲此刻中风。生活艰苦的她，因公司的茶水间提供免费饮料，她只好每天早上喝三杯美禄裹腹。后来失业，她到新国当女工。新国经济繁荣，她也从马新兑换率获益，终于拥有足够的钱供养父母了。 她告诉批评李光耀霸权及打压人民的朋友：不如对换角色，你来走我的路吧，然后才告诉什么是言论自由。 对于言论自由，生于新国的作者BeverlyMurray写道，一年级老师就教：「Good,better,best.Never let it rest.Til your good is better，And your better, best.」中学时，老师告诉他：「不要天马行空。」並在簿子上用红字批：「太自负了！」在自己的出生地，他认为自己是个移民。当然，最后他选择离开，当真正的移民。 民间批评李光耀的字眼里，「打压」及「言论自由」出现最频繁，但往往无法具体地道出，被打压的言论，究竟是什么言论。 Beverly Murray的字里行间已透露了，在未有言论发表之前，他已被教育不得发表言论。 人对生活环境的追求，不外是治安良好、教育平等、交通完善、丰衣足食。孩子有本事就能上大学，出到社会公平竞爭，政府部门办事有效率，廉洁不贪污，经济繁荣时，获益的是人民，而非少数权贵。有了这些，我很好奇，...

『假如她不反抗，就不会被殴打至死。』慕沙辛格如斯告诉BBC。 记得2012年印度新德里的巴士轮奸案吗？23岁的Jyoti Singh和男性朋友看了电影，回家途中在迷你巴士上被轮奸及殴打她，男性朋友则被铁棒殴打至不醒人事。强奸犯是巴士上的其他六个男人，包括司机。13天后，她在新加坡的医院去世了。 因印度强奸案的频繁，已经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印度民间随即发起示威活动，抗议州政府及中央政府无法保障新德里妇女的安全。这起人神共愤的事引起国际的关注，各国组织也发动抗议活动，征求印度政府重视印度女性的安危。 慕沙辛格在狱中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女人被强奸，是咎由自取的。『她们晚上9点过后，本来就不应该出门。』他说：『如果她没反抗，乖乖让我们强奸，大家干了就会放过她，最多殴打她身体而已。』 这部记录片将于3月8日妇女节在全球各地播放，但印度政府已经下禁令，印度电视台一律不得播放。 印度社会重男轻女及种姓制度已根深蒂固，女性生活在随时都可能遭性侵的压力之下，是困在什么样的心态？ 去年12月初我重访印度的加尔各答。有日和同伴溜达远了，看天色快黑，周遭也没计程车的踪影，只好乘巴士，希望能回到市中心。 巴士上的男女必须分两边坐，男右女左。我只好和同伴分开，坐在靠左的窗口边，暗自庆幸有口窗可透气。后来一家三口上巴士，女儿坐我一旁，母亲坐她前座，父亲则站在右边车尾。 妙龄女子身材丰腴，穿着没袖子的莎丽，笑容满面。我们互相点点头，摇晃的巴士继续前行。下一站一名中年男人上来，无视靠男性座位的站位，瞄了所有乘客一眼，在少女身边站了。 顷刻，气氛变了。少女不安的眼神，令我留神发生着的事。只见男站客的裤裆紧贴着少女的手臂，她一面往我这里靠，他一面往她手臂靠。 换着在大马，女儿肯定会告诉前座的母亲，母亲或许会主张和她调换位子，亲自教训男站客。但是，这名少女静静忍受性骚扰，也选择不惊动她母亲。 后来她父亲走向前来和母亲说话，我心想少女现在应该忍无可忍了罢，岂知几分钟后父亲走回车后，少女还是默默承受，一个变态男人的羞辱。 当时我很愤怒，因为目睹这一切，我在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里，一个挤满印度人的氛围下，不敢为少女作出任何举动。事后我也纳闷，为何在不同的环境里，我会有不同的反应，或克制自己的某种反应。 最后我明白了。区区几天，我已畏惧社会环境的压力，更何况是...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市民，首先，我们必须从首相署部长东姑安南的立场，看待罚款佈施者及取缔乞丐与流浪汉这件事情。 从东姑安南发出的文告，我们发现他的出发点如下： 1.乞丐与流浪汉露宿街头，尤其是旅客集中的地区。他特別声明，这些人睡在「不乾净」及「容易感染疾病」的地方。 2.大部分乞丐在商场前乞討，製造了社会及安全的问题，並且有毁市容，给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 3.有些集团安排乞丐在闹市乞討，而且收入不菲。 4.根据2013年吉隆坡市政厅的调查，965名流浪汉中有125名是外来者。 5.东姑安南也意识到，流浪汉之所以流浪的原因，是失业、贫穷、精神病、没有自制能力、被家人遗弃、癮君子、出狱的人及乐龄人士。 6.他非常关注Lot10方圆2公里范围內乞丐及流浪汉的出没，还有「公益厨房」发放食物的佈施活动。 7.取缔后將交由大马皇家警局、移民厅、社会福利局等单位处理。 8.联邦直辖区部及吉隆坡市政厅將物色恰当的地点，供非政府组织佈施给流浪汉收留中心。 9.这两个政府部门也將提供如下的服务：舒適及安全的棲息地、医疗服务、登记以便获得福利部的协助、洗衣服务、辅导等。 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到，东姑安南用心良苦。因此，我们根据这几点，討论这次行动的逻辑及效率。 东姑安南知道，流浪汉及乞丐的来源有二。一，是国外运来的；二，是社会製造的。 首先，我们好奇，「乞討集团」如何进入马来西亚？这些天生残疾或「被残疾」的外来者，是否必须经过正確的管道，也就是通过移民厅，才能合法入境大马？既然吉隆坡市政厅调查后，发现13%的流浪汉是外来者，移民厅是否也应该负起部分责任，严加管制？ 再者，失业、贫穷、癮君子、出狱的人，都是因为不健全的制度导致社会失衡而造成的问题。取缔留宿街头的癮君子不如先取缔毒品，以此类推，治標不治本根本不是长远的解决问题。政府及利益集团大肆「发展」乡区，伐木、开矿、大型油棕园、填海等活动，把这些人民赶尽杀绝，无法生存。许多重置计划都成了失败的例子，狩猎的没有了森林，务农的没有了土地，海域被填海活动破坏，渔產大量减少，渔民陷入了贫困的水平。 因为流浪汉大多没有亲属或失联了，令人担心取缔后的安排工作，会否被居心不良的人士利用，作为器官买卖或为死囚顶「命」的不法行为。 （本文刊登于6/7/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人民公正党全国副主席苏仁登指我国有30万印裔没有公民权，而首相纳吉驳斥说，仅有9千人而已。先让我们看看这些数据从哪儿来。据知，公正党的数据是以投诉的个案为根据，主要来自园丘印裔工人。 这表示，確实的人数或许更多，因为未必每个没有公民权的印裔都会投诉，更未必到公正党投诉。 首相的数据则以国家登记局今年2月展开的印裔社群「My Daftar」登记运动接获的申请为標准。这也表示，如果没在「My Daftar」展开后再申请，你就不在「9千人」的数据之內。如果之前申请了2年、10年，甚至於30年，你都不在「9千人」的数据之內。 其实，公正党於今年4月已经发佈了「高达30万印裔无法获得公民权」的消息，並指控政府有意將申请公民权的印裔归类为外国人而驳回申请。12月12日，约500名民眾在布城的国民登记局外静坐抗议政府漠视印裔公民权问题。 和两个约70岁的印裔老太太聊起，都说申请了很多年还是无法获得公民权，手上持的是红登记。一个说国民登记局的官员曾跟她要100令吉，说付了钱才能获得登记。她说：「我连工作都没有，我怎样给他100令吉？」旁边那位则表示官员要求她给200令吉，而她也乖乖缴了。但是，至今仍未获得公民权。 有个年轻人，父亲持著蓝登记，但母亲持著红登记，他申请了几次，还是无法通过。因为这样，他不被允许入学。他父亲表示，儿子要做小生意也不能，因为不能註册公司。站在一旁的大叔理直气壮：「就是这样啦，不给他们公民权，他们不能上学，找工作也难，结果就吸毒，怪谁？」 有个67岁的印裔叔叔展示他文件夹里的文件给我们看，除了国民登记局的拒绝信函之外，有写给印度国大党的信，还有给首相纳吉的信。结果皆徒然，他还是持著红色的登记，走了一趟又一趟的国民登记局。问他申请了多少次，他哼一声：「你说呢？我都67岁了！」 大马土生土长却无法获得公民权的人，不止30万名。导演周泽南在2009年的纪录片採访国民登记局总监时，总监承认砂州有6万6千原住民没有公民权。在印裔静坐抗议的集会上，也看到数名未获得公民权的华裔。我们需要要求国民登记局，根据每个族群，呈现一份最新的完整数据。 诚如一位大叔所言，「Kita tumpah darah di negara ini，tapi kita bukan warganegara！」。你说，公平吗？ （本文刊登于15/12/2012《...

在苍白的灯光下，老先生橘色的 恤杉显得异常有神。长屋简陋，几户人家都在草席上坐稳。周遭全都黑压压地，唯有长屋的这一个角落亮着，而发电机的声音特别响。老先生选了一张塑胶椅坐下，恬淡地，不搭讪。偶尔村民过来打招呼，他嘴角一扬，把一张庞大的脸皱成风干的橘子。 初到巴南区的考察队伍忙得不得开交，把“反对建巴南水坝”的横幅反过来当银幕，准备投影。老先生的厚眼睑半阖着，一直到导演启动了投影机，横幅上的画面突然动了起来。他眼睛一亮，也不知道是在片子里看到自己的 加央 同胞，还是听见 Bato Bagi 嘹亮的歌声，引起他心中的变化。 当地人说，没几个人能像 Bato Bagi 这样唱歌，把心里的话唱得动听，让一村子的人和着，唱的和听的人个个热血上腾。那是难求的感觉，有一种亲切、伤恸。恍若大家的心事都糊成一团，热得烙了成饼，却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溃烂的大嘴巴，大口地咀嚼，撒了满地的愤懑。 纪录片里的同胞说出巴贡水坝居民重置后的困境，村民看了连声哀叹。光影里熟悉的果树，他们叫出名字。片子里的同胞捕到猎物，他们惊赞山猪壮啊鱼儿大。一个片子接一个片子播下来，人群中不时同声齐“哇”、“哎哟”不断。最后，总是闪烁的泪光，和难眠的长夜。 老先生的那一颗泪珠，不知怎的，特别巨大。它好比巴南河澎湃的浪花，愤怒得随时冲翻一艘船。这不是泛滥的悲情，也不是对月长吁。当村子被水坝蓄水后的 162 公尺高水位淹没时，老先生的身躯和灵魂将是巴南河上的游魂，怨声回荡，萦绕不去。 他们都不要巨型水坝，因为那是大家没福分享用的高电量。然而，能为村子带来电供的小型水坝，始终是一个河上的幻影。第二天早上，老先生对着摄录机侃侃而谈，看到巴贡水坝一带同胞的命运，和他们无惧的战士精神，他勇敢了。 走的时候，老先生正好乘船归岸，还是那一身橘色的装扮。他向这艘船的人要了打火机，点一根烟。船和船擦身而过，握住他的手时，大家都知道，握的是一个稍不经意就被遗忘的人群和文化，沉在巴南河底时，就太迟了。 他叫做 Bui Jok ，那何止是一个名字而已。 （本文刊登于18/4/2012《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