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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鱼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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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婶买鱼,比较挑剔。问价钱时翻转鱼身,伸出食指弹弹鱼肉。无论鲜或不鲜,先来个不太满意的表情,埋怨怎么这么贵啊,以便好杀价。

叶德嫻在电影《桃姐》中饰演桃姐这个角色,说她容易入戏,因为桃姐和她很像,买鱼不会只买便宜的,一定要买最新鲜的。但是像桃姐或叶姐的大婶不多,尤其在大马,百物涨价,大婶不得不实行「平、靚、正!」政策,因为这是节俭理財的硬道理,也是仅存的道理。

鱼档老板说:大婶,这条鱼不贵啦。大婶说:隔壁那档便宜过你的喔。老板恼羞成怒,索性一句「那你去那档买啦!」一拍两散。大婶因面子问题,明知道这档的鱼比较新鲜,扯破脸皮了也只好没趣地走开。但是大婶不知道,为什么这档的鱼比那档的贵、比那档的新鲜。

这个问题,我替眾大婶们问渔夫去了。

渔夫一面听,一面摇头叹气。渔民有两种,你知道吗?我点点头,略有所闻。

我们是浅海渔民,他们是深海渔民。那些便宜的鱼,是深海拖网「一网打尽」的鱼。大渔船在深海撒网,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捞上来。我们是小规模的浅海渔民,无论鱼、虾、螃蟹,都一只只从渔网解开,太小的渔获都扔回海里。

这就是为什么小菜农的有机蔬菜比较新鲜,因此比较贵的相同原理吧。

渔夫说,渔获越来越少,今天浪大,我没出海,出海的话,恐怕连柴油钱都赚不回。香港的桃姐寧可买贵都坚持鲜,因为她知道为什么渔获会减少。

香港2012年开始禁止拖网捕鱼,因为拖网捕鱼破坏海床,严重影响鱼苗的繁殖。

桃姐知道的,大马政府不可能不懂,但是网照拖,只求近利,不问永续。

话说大马渔船分三种,深海渔船有B型及C型,分別在5公里及12公里外的海域捕鱼,A型的浅海渔船则没有限制。

可大马执法不严厉,拖网渔船频频入侵浅海捕捞,拖坏海床,乱捞一番,一走了之。浅海渔民多次报警投诉,却不了了之。至于政府规定深海渔民改用寸半网,则留了一些「漏网之鱼」给浅海渔民,算是庆幸。

因为红树林,檳城才得以抵御2004年的海啸,没造成更严重的破坏。情何以堪的是,如今填海工程持续不断,破坏了沿海鱼苗繁殖的红树林。

大婶明白了渔获减少的道理,懂了为何浅海的渔获比较贵却比较鲜,但大婶最近比较烦,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允许她像桃姐一样,买鱼要买新鲜的。她也听说工业污染了海產,她怎样確保儿孙们的健康呢?

(本文刊登于23/1/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为何猴子要过街?

一切从一只猴子开始。车子在市区的一小段山路上行驶,两旁绿荫遮阳,脱离了闹市的车水马龙,心情难得放鬆。突然,一只猴子扑过来,车子来不及闪避,碰一声,大家都被嚇坏了。

路旁没有停车的空间,唯有把车子放缓,回头探看可否有尸体,或任何动物的血跡。道路很乾净,没有行凶的痕跡。

「你看到猴子吗?」「是猴子!是猴子!」「明明撞到东西,可是怎么不见了呢?」

这件事,至今仍是一团疑云。过了好些日子,我们却目击撞死猴子事件。事情是这样的:行驶在大道上,窗外单调的风景及刺眼的阳光,令大家都昏昏沉沉。突然一个物体闪过,前面的车子赶紧避开,但来不及了,猴子在路上翻滚,跟在后头的我们设法躲开。猴子不动,横尸街头。

为什么猴子要过大道呢?经歷过两次猴子过街的惊险,我都发出同样的疑问。它在这边好好的,何必冒著生命危险,过去对岸?

子非猴安知猴之惑。直到最近参观了高渊(Nibong Tebal)的红树林,对猴子的心事,开始有了点头绪。

话说70年代始,大马超过半数的红树林遭破坏。檳城浅海渔民福利协会(PIFWA)用心良苦,1997年发起了红树林种植计划,至今已在9个不同的地点,种植了共15万棵红树。PIFWA教育中心週遭都是红树。在这里,只要你安静,万物都动了起来。像黑夜躺在海滩观星一样,星星越观越多。我静静地蹲在红树林,万物渐渐地显现。光看小螃蟹觅食,我可以赖著不走,乐上一天了。只要你安静,就听到虫声鸟鸣,这样的音乐,我模仿不来。

我最容易惹蚊子叮了。但是一连看了几个红树林种的地点,在沼泽地的泥巴里走,踩了无数只小螃蟹,却不见一只蚊子。

想起瓜拉雪兰莪自然公园,那也是一个红树林。可怎么也没高渊的红树林一般,充满了生態的活力。在那里,我忙著拍打蚊子呢。

但是怎么说,瓜雪的公园还见弹涂鱼啊软体动物啊。两年前在边佳兰沿河穿过红树林,那可是名副其实的「万籟俱寂」啊。一只鸟一条鱼也见不著,不得不信,环境污染绝对有本事要世界它末日。

有个冷笑话「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答案的笑点是「To get to the other side。」为何猴子要过街?答案有两个:一,森林本无车,猴何须防车?二,森林遭破坏,肚子饿,能不过对岸觅食么?

至于这笑话冷不冷,就很难说了。啊,我的寒衣呢?

(本文刊登于15/1/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是谁典当了我们的幸福?

《The Geography of Bliss》的作者Eric Weiner游走10个国家,寻找幸福的因素。他想知道,究竟是钱、思想、態度、政策或宗教,影响一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我因此得知:卡达尔(Qatar)的人民无需缴付电水费,政府提供免费医药和教育,並津贴大学生。卡达尔没有消费税,也没有所得税。所有成家的男士获政府赠送土地,可免息贷款盖房子,並获得每个月7千美元的津贴!

读到这里,我赶紧翻看出版日期:2008年。5年了,如今还有如斯的人间天堂吗?于是我请教一位不久前在迪拜工作回来的亲戚。她点点头说,唔,迪拜也差不多。

但是Eric Weiner发现,卡达尔人民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並不快乐。卡达尔人告诉他,钱能买到「尊严」,但不能买幸福。

于是,Eric Weiner到幸福指数最高的冰岛。他发现,每10个冰岛人,必有一个作家。冰岛诺贝尔桂冠作者Halldor Laxness不明白,为什么有「starving artist」这个说法。他说,从事写作的他,从没饿过肚子。

原来,冰岛政府提供作家丰厚的津贴。但冰岛2008年不是面临「全国破產」吗?然而,根据BBC去年10月的一则报道,作家依然生活无虞,还有薪水可领。而且,冰岛人均阅读量与出书量冠于全球。

在冰岛,创作不是艺术家的专利,因为大家都在创作,並乐在其中。

看了10个国家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不禁好奇,大马人的幸福指数是什么呢?根据2013年联合国调查的156个国家当中,大马的幸福指数偏低,排名第56位。原因是,人民对国家前景不乐观、对政府不信任、对国家发展没信心。

我们有无限却没必要的硬体发展,为了「发展」而破坏环境的理所当然。为了发展,文化遗產及弱势群眾「壮烈牺牲」。我们的红树林越来越少,工业污染严重,不得不担心渔获的安全。我们有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拐角遇匪的心惊胆跳。因政治角力,我们有重复不变的宗教爭议。

搞不好,弄穷人民是政府的策略之一,因为人穷志短。百货涨价,我们自顾不暇,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比我们更穷、更惨的人。我们也没时间关心环境、创作,或上街反政府。但是,政府不会把我们穷死,因为走投无路时,我们就来真的了。所以政府很聪明,要我们活得不好,却死不去,那就没力和他较劲了。

我们因此不再关心一切,满肚怨气,变得自私和焦虑。人民越弱,政府的权力就更稳固。典当人民幸福的时候,国阵就贏了。

(本文刊登于8/1/2014《东方日报》龙…

你看人家泰国

泰国衝突,警察死亡。许多大马人不约而同感慨地说:你看人家泰国!

其实,大部分人还搞不清楚泰国状况,谁忠谁奸,上台下台,总之,泰国人在反政府就是了。对大马人而言,將心比心,反政府这件事我们绝对有共鸣。虽然不太瞭解人家为什么反政府,只要是反,我们打从心里就觉得对,是正义。大马人的心里,官方是民间的对立面。泰国反政府示威,死的是警察,大马人就像看球,看到支持的別国球队射进龙门,有快感。

我们有病了是不是?自己射不进龙门,看別人射就弥补了遗憾?前几天走到哪里都听到「你看人家泰国」,「敢敢拉他下来」,拉的也不知是不是指英叻。总之说了人家泰国,就埋怨大马百货涨价、教育腐败、治安太差、官员太贪。吃饭是这个话题,菜市场也是这个话题。

这回大马怨气很重,出门就是这个呛鼻味道。即使过敏躲在家里,上网也是这个味道。505前无畏无惧的激进精神,已成为歷史上一次最高潮,值得回忆、怀旧。505后,大家都很无奈。睁著眼看2014年涨风刮过来,大家很无助。即使举行「反涨价集会」或「反对消费税集会」,甚至「TheReturnofBersih大集会」,恐怕再也掀不起热潮,伤不到对方一条毛。

论天时地利,我们错过了机会。人民错过,民联领袖也错过。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至少我们上街了。我们可以以一贯的语气,问责挑战我们的「付出」及「功劳」的人:你敢说我们没有跨前一大步了吗?我们更喜欢在被问责的时候,闪出大大的盾:你只会批评,你做过了什么?

505后大家继续骂政府,深恐旁边那位误会你不再反政府,瞧不起你。政治正確的是骂政府,政治不正確的,是骂大马人等死,noballs。

2014年,中下层的人民很苦,不过他们没时间搞集会反政府,他们要昼夜不停地,打几份工作搵食养家。中层人士不再小资,他们是曾经上街的一群,所以他们要保持政治正確,同时要牺牲几杯卡布奇诺,少几件Zara。他们是最焦虑的一群,因为更高压的工作,令他们更想要这些奢侈品。至于中上层的大马人,6%消费税对他们而言「湿湿水」,他们继续週末在TheMajesticHotel吃自助餐,保持与政要的亲密关係。

所谓「Misery expressed is misery reduced」,发泄了,就舒服了。你看人家泰国!我们要言论自由,要公平选举,要司法公正!

(本文刊登于2/1/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喜剧的时代

近年来,电视节目和电台节目一样地让人沮丧。虽然偶尔在车上听电台节目,但是已经放弃看电视节目多年了。如此一来,上电影院的次数比以往频密,不为別的,纯粹消遣。

昨晚看《四十七浪人》,真田广之的內人对他柔柔地说了声:「I was worried about you。」浅野家的女儿美加也对基努里维斯说了同样的话。突然同伴凑近耳边:「音响有问题是不是?」我说日本人很斯文啦。当然,片子到了后半部,刀枪妖术都证明了:日本人可以很响。

这些年每看一齣戏,都得经过一场音响视觉轰炸。如今热门电影的趋势,不是科幻,就是灾难。《雷神2:黑暗世界》的大锤子如雷贯耳,《超人:钢铁之躯》的光速动作令人目不暇接,《极乐世界Elysium》的人与机械共体,匪夷所思。《安德的游戏》的小孩玩电玩,不得了,玩到从军,玩到拯救宇宙!22世纪的电影没有所谓的不可能,只有《菲利普斯船长》的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的心跳镜头,非要把观眾抖吐才心甘。

突然莫名其妙地想念起喜剧来。那些年史提夫马丁和迈克尔凯恩的《偷心大少》,骗財、骗色、骗了观眾的欢笑,如今笑声仅仅是记忆,铁轨也不够它长。丹尼德维托在《谋害老妈》(Throw Momma Off The Train)及《玫瑰战爭》(The War of the Roses)的黑色幽默,唤起矮小就是突出的希区柯克年代,无奈如今电影不流行侏儒了。

香港剩下警匪片,却一点都不惊心动魄了。喜剧呢?越来越难定义。曾经许冠文草根阶层的欢笑代替泪水,如今周星驰也要捫心自问:「能不能有点专业精神!」从《西游降魔篇》那一刻开始,香港喜剧只剩下偶尔有点水准的杜汶泽,偏偏杜汶泽不喊低俗的时候低俗得难耐。

今年的惊喜算是《辣手警花》(The Heat),特工桑德拉布洛克与女警梅丽莎麦卡西搭戏,没什么大场面,段子却十分搞笑,看了忍不住拨动琴弦哼他几声乡愁。记得电视台7点至8点档黄金时段的半小时喜剧片:《Seinfeld》、《The Cosby Show》、《Family Ties》、《The Wonder Years》等,好看的都是段子。笑,是大家饭后的甜品。

也许大家都在平板电脑看戏了。所以,这年头拍片就要拍得气势磅礡,要你在平板里怎样也立体不起来,非买票不可。看电影逗乐自己已经可遇不可求,难怪这个年代没有冷面笑匠,反而,两个女主角连续说了相同的对白:「I was worried about you。」观眾…

如果世界改变了

新加坡双年展主题为「如果世界改变了」(If The World Changed),展出东南亚国家82位艺术家的作品。小孩喜欢假设性问题,「如果」创造无限的想像空间。 年纪增长,我们讲求实际,要的是「walk the talk」,而不是「如果」。这个主题却要我们返璞归真,回到坐在草地上舔棒棒糖看云卷云舒的日子。

艺术到底有什么功用,它能改变世界吗?或许艺术不能改变世界,它只能假设世界改变了,会是什么样子。

沙巴画家Jainal Amambing画原住民在长屋里载歌载舞,小孩在河边嬉戏,及穿整齐校服背书包过桥的男孩。看管展览室的Sylvia表示被Jainal的画吸引,希望到东马长屋参观。我说:「很少原住民小孩有机会上学。」

Sylvia认为Jainal希望如果世界改变了,原住民小孩就能像其他小孩一样上学。嗯,说的也是,我一定是失去了假设的能力。

另一间房的墙上,两个视频放映著单调的画面:没有人的草地及街道。大家必先脱掉鞋子,才可踩在地板上。地板嵌著一片片东西,看不清是什么。所以我跪下来,几乎趴在地上,才看到嵌在地板里的玻璃珠里,有很小的相片。

这个装置艺术题为「Hope Brings Us Here」,是在新国工作的泰裔Nipan Oranniwesna的作品。我问Sylvia,新国有多少泰国人啊?Sylvia说很少,少到我们未察觉他们的存在。所以画家要我们蹲下来仔细看,才看到图片里的泰国人。

好点子啊。莫非,艺术就是好点子?

一个阴暗的空间,佈满了上千个脏兮兮的塑胶娃娃,头部插在一支支竹竿上,非常诡异。一个妇女才进门转头就出来:「好怕人哦!」菲律宾艺术家Oscar Villamiel从垃圾填埋场搜集丟弃的娃娃,作品反映小女孩的幻想,最终变成垃圾堆。而这样的垃圾场,也是住了20万人的贫民窟。有张小画像,模糊地画个失踪女孩及祷文。

或许,艺术反映现实,同时激发人们用行动去改变世界?

越南的Vu Hong Ninh模仿布鲁塞尔的尿尿男童铜像,雕了个肥皂娃娃。但是Vu Hog Ninh的男童竖著中指,眼神及手势充满挑衅的意味。更有趣的是,男童的背后是一大片令人联想到佛陀的菩提叶。雕像旁有个洗手盆,艺术家鼓励大家用肥皂雕像洗手,慢慢地洗掉它。

也或许,艺术是强权压抑之下的发声管道,通过含蓄的模式吶喊?

说实话,经歷苦难,从中抽离再思考的艺术家,其作品是个「light bulb moment」。艺…

原住民最终会怎样

我不是预言家。但是前车可鉴,有印度作为借镜。穆仑本南人设路障要求合理赔偿,经过77天的日晒雨淋、飢寒交迫后,最后宣告收场。原因是倦与权势对抗,本南人精疲力尽。 官方甚至威胁,若坚持下去,將切断他们回家的路线,叫他们不能在水坝蓄水前抢救物件及家禽。最后,本南人不得不接受官方承诺的每户2万3千令吉赔偿,虽然比原先的1万5千多了8千令吉,但比起诉求的每户50万令吉,实在不啻天地。

论社会运动,本南人可谓大马的先祖。他们几十年前已经屡屡设路障,阻扰侵蚀他们土地的各种「发展」,如伐木及油棕园。西马的各种反公害运动,在坚持及勇敢的程度上,远远不及本南人。所以,77天后妥协的各种因素,是我们城市人无法想像的。

东马原住民没剩下什么了,西马原住民更甚。前一阵子几位艺术家朋友拜访原住民村,想取得一些作画灵感,为原住民做些什么。但是大家回来后很纳闷,为何呢?原住民已经住在单调乏味的砖屋,原汁原味的生活环境已经被发展商夺去开油棕园及石矿了。艺术家发现,寻找並想留影的传统画面,早已悄悄消逝了。

来不及了。大家不明白其中的迫切性。何谓原住民?顾名思义,就是最早在这片土地定居的人,他们建立了这里最早的文明。没有这一切作为基础,大马没有內涵及空泛。

忽视並消灭了大马最早的文明记载,原住民將会怎样?且让我们看看印度的原住民,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印度的Narmada河谷,为了建30座巨型水坝,3个州属超过500万原住民受影响。廿多年了,原住民还在斗爭。至今,政府仍未作出合理赔偿及安顿好居民。印度的5千5百座巨型水坝共迁置了5千5百万人,其中47%是称为「Adivasi」的少数民族。 失去家园,原住民结果躲进森林里与官方作战。政府趁机把他们標榜为「毛泽东主义者」,列为国家治安的最大威胁。

印度作家兼社运人士Arundhati Roy深入林间与「毛泽东主义者」相处后表示:「如果这些族群拿起武器,那是因为除了忽略及暴力,政府什么都不曾给过他们。而如今,政府想要抢夺他们拥有的最后一样东西——土地。」

原住民最终会怎样?两个可能性。一,族群被所谓的「发展」,像核弹一样造成大规模的毁灭(mass destruction)。二,物极必反。届时,暴力不是一种选择,一方被逼反击,另一方就有了理由屠杀。 (本文刊登于11/12/2013《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