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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被惺惺相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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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和纳兹里相拥的那张相片,相信许多人看了不是滋味,尤其是行动党的拥趸者,特别是林冠英的粉丝。话说本月26日,纳兹里和林冠英在马来西亚青年创业促进会(PUMM)举行的第二届大马50强企业大奖颁奖典礼上,林冠英揶揄联邦政府难以批准槟州多建一座桥时,纳兹里竟回应:『Just Do It,what the hell!』
你以为这是Nike的广告,诧异Nike找部长当代言人。你多希望国内大小事务可以用Nike精神克服和解决,管它什么法令法案,一句“Just Do It, what the hell!”,把稀土厂关掉,把Lynas赶出大马,该示威的时候就上街示威,该反对的时候就大声反对,Just Do It , what the hell!哪壶不开提哪壶,算了。
据说纳兹里在会上对林冠英有褒没有贬,更力挺林冠英提出的槟威海底隧道计划,说他带给槟城繁荣发展,企业家及经济因此取得成长,如果要当首长就继续当首长吧。结果搞到林冠英“忍不住冲上台拥抱纳兹里,现场掀起热烈掌声”,《光华日报》甚至引用“惺惺相惜”来形容两者的关系,实在耐人寻味。
纳兹里在挺槟威海底隧道计划时,认为林冠英即使“受到非政府组织的反对,但是不用太过理会他们的意见,只要根据环境评估报告去实行,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旅游记载的真心话

游记这一种文体向来都有一定的票房保证,如果你写得有Bill Bryson那么红,那么写其他文体,如语文或科学,说不定粉丝也有兴趣阅读。畅销的游记有一个共同点,除了道出旅者的感受与见识之外,文笔必须轻松幽默,博学了要懂得嘲谑,而不是写一本正经八百的旅游指南。
但是,许多游记作者不喜欢他的专业只是写“一种文体”,所以我们现在称这种旅游记载为“旅游文学”,表示除了记载实地状况和发表感想之外,它也有文学价值,足以千古流芳。不过我想Bill Bryson不在乎他的书摆在书店的“文学”架上或“旅游”架上,最好每一个书架都摆几本吧。
游记或旅游文学有几种,有的纯粹为了记载旅者的难忘经验,因为他的旅程已经足以震撼读者,所以文字平铺直叙就是,文学不文学不在他考虑之内。读过余纯顺的《孤身徒步走西藏》,走到佩刀出鞘打野牦牛吃,遭人用自制土枪暗杀未遂,结果倒在罗布泊热到断气。写游记写到殉难,即使不为文学流芳百世,也“魂系大漠留英名”了。
另一种游记则有历史研究价值。13世纪的元代人周达观到真蜡一游,做了详尽的记载,书名为《真蜡风土记》。这本书描绘吴哥窟的文化风俗和居民的生活,并记载了真蜡的物产、飞禽走兽等等,成为研究柬埔寨的重要资料。我在暹粒买了英译本,爱不释手,怎知被一个柬埔寨人偷走了,看来柬埔寨人亦珍惜其难得的资料。后来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看到发黄的中文本,可惜售价太高,唯有舍弃。
还有一种具心灵辅导功能的游记,它选择的旅游地点除了浪漫还是浪漫,Peter Mayle就属于这一类型作者。著作《A Year In Provence》满足了读者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浪漫遐想,让家务缠身的家庭主妇翻开书页,可享受香醇的Côtes-du-Rhône,让一辈子储不够钱的上班族,学会辨别刻画在建筑和装饰品上的fleur-de-lis,如此增加个人生活品味。文学与否,我想Peter Mayle已经很满意他的著作销量。
当然,有一种游记不用Bill Bryson的博学和幽默,也不用余纯顺的粉身碎骨,更不用周达观的明察秋毫,连Peter Mayle的品味保证(他还真写了本《Acquired Tastes》)也省下。只要图片精美,修辞华丽,若加上几页作者个人的插画更佳,画些法国面包、山脚下的一张椅子,或爱情海边的希腊建筑,接着,封底或靳口来一张作者背包客的造型照,一样可以卖得很好。

有鉴于此,文学与不文学之间,份量与…

酸溜溜看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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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城市的“占领”活动已步入黄昏,营地逐渐人去楼空。雪花翩翩起舞后,雪地留下践踏的污迹。各城市开始下令驱逐示威者,并以各种罪名逮捕他们。即便如此,占领运动掀起了劫富济贫的风潮。

发起占领运动的网上杂志《Adbuster》号召,要求G20领袖向金融机构及汇市交易商征收“罗宾汉税”。占领运动于9月开始蔓延后,股神巴菲特于10月主动披露自己的总收入和纳税总额,认为美国政府与其陷于增税或减税的两难之间,不如对富人增税。本国的拿督杜乾焕亦表示,“要达致更公平的社会就应该向富人开刀”,征收“富人税”。
谁是那1%的富人?谁愿意承认自己是那1%?“占领华尔街”的幕后推手Robert Harper从华尔街发迹,反而掷银弹策运动围剿华尔街。Robert Harper曾经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副主席,他算不算是那1%?
美国纪录片导演麦克摩尔落力支持占领运动,早在两年前就以一部《资本主义:爱情故事》质疑资本主义。但是,近日他被曝购买了约2百万美元的湖边度假别墅。在CNN的访谈中,主持人Piers Morgan咄咄逼人:『I need you to admit the bleeding obvious. I need you to sit here and say,“I'm in the one per cent”, because it's important。』麦克摩尔气急败坏地说:『I’m not! I’m not! Of course I’m not, how can I be the one percent ?』他接着表示,自己把一生献给那些因资本主义而陷入经济困境的人们,认为这个体制对一般老百姓不公,于是把时间、精力和金钱都用来促进这个“暴力体制”的瓦解。
华尔街造就了Robert Harper,由他来反华尔街匪夷所思。麦克摩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个金字塔形的体制,剥削大众,唯有塔顶的少部分受惠。麦克摩尔自称他的财富来自他拍摄的纪录片,和资本主义扯不上关系。无论如何致富,民间对富人示威总会另眼相看,小部分是崇敬,大部分则酸溜溜。
想起不在709黄潮大队的许长发,早别人一天独自穿黄衣举牌遭捕,被释放后因轻微中风而入院。当时坊间流传着一则短信,说他住进最昂贵的医院的最高级套房,字里行间尽是酸味。许长发则暗自庆幸买了保险,保单允许他住进500令吉的套房。
有钱人可以示威吗?Robert…

这个冠英不在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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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邪门得很,上周才写道近日死了不少人,今天许冠英就走了。看到新闻时我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林冠英死了。』『哈?』『哎呀,是许冠英,不好意思。』也难怪我说漏了口,许冠英在娱乐版销声匿迹n年,哪像林冠英身负重任,见报率奇高无比,要是不顺口叫出他的名字,还真对不起他呢。
许氏一门四匠,大家熟悉的是许冠文、许冠杰和许冠英。“文、武、英、杰”的老二许冠武从事幕后工作,所以残忍的星光顺其自然地把他匿在暗处,听说后来改行从商去了。然而,没有几个人分辨不出许冠文、许冠杰和许冠英,因为三兄弟的区别太大。一个冷面笑匠,一个英俊高大(70年代标准),另一个总是叫人怀疑,是不是被那两个压得不长个儿,还给抢了两个标准长相,剩下一张苦瓜脸留给了他。和林家冠英一样,偏偏就是这个长相叫人过目不忘,唯一的分别是,一个看了很好笑,一个看了笑不出来。
从70年代的《鬼马双星》到90年代的《水浒笑传》,他一直都活在冠文冠杰的影子下。爸妈带我去看《半斤八两》的时候,我还很小,所以对这部片子没有强烈的印象。80年代看《摩登保镖》时我算比较懂事了(留意好看的男生),但是只记得许冠杰。长大后看《花田囍事》,乱七八糟的全香港明星阵容里,更不容易留意他。神奇的是,许冠英像游魂一样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总觉得他好像在某一处出现了又消失了,但是一想到他就莫名其妙地想笑,而且是忍不住噗嗤地笑,螺丝脱扣地连笑几天,然后又把他给忘了。
有一年许冠杰来马开个唱,所有的安哥安娣纷纷捧场。台上和台下的都一把年纪了,即使唱着《浪子心声》,许冠杰毕竟到了“君可见漫天落霞”的人生阶段,眉间英气似雾化。反倒是客串的许冠英耐得住岁月的摧残,像年轻时那么的老气,却老得不失年轻时的傻劲,一出场就全场爆笑,插科打诨还算其次,最讨好的是他那腼腆害臊、一副被欺负的弱者形象。
后来我搞懂了这个规律,人若要生存,最好装傻。因为一般人提防红人强人,也不会提防傻逼。傻逼若想混得更顺利,就时不时制造一些被迫害的现象。记住,别忘了向真的傻逼求助,因为真的傻逼需要的就是“被需要”的安全感。我说装傻的是许冠英,不是林冠英。
(本文刊登于11/11/11《东方日报》龙门阵)

五十有六宜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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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太多人死了,最初是我的小学校长,后来是乔布斯,再来是卡扎菲,虽说都扯不上关系,但和我多少有一点关联。他们一个发掘了我的才华,一个供我消费他的产品,另一个让我知道,原来死可以死得很难看。怎么说都好,人生苦短,有的人逝去了,身旁的人才遗憾,生前未曾好好地记载他的一生。
校长身边的朋友和校友准备为他办个追思会,我有幸帮忙把他生前的图片、录影和资料整理成10分钟的短片,以便当天放映。制作短片的过程中,发现资料中疏漏了不少个人生活记载,像出土经典小说漏了几章,却弥补不来。心想如今许多无用的人,活在世上浪费资源,30岁就可以抬出去埋了。而校长一生对教育贡献彰著,反而70余岁就羽化飞天,天意弄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乔布斯辞世,连平日不太看书的人,都等着Walter  Isaacson写的传记上架。见到博览群书的郑云城,也向我追讨借了很久的乔布斯搞笑版传记《Options》。大师湮灭,谁都想留住他的一点什么,世界因为他而不同,没有了他更不一样,人就是这矛盾的死性子,害怕改变,同时又害怕没有了改变。
有些人一生贡献,没时间也不欲记载人生,他没留下图片文字为证,却改善了一些人的生活。有些人稍有作为,就想尽法子留下痕迹,深恐日后没人记起。
名人之所以是名人,必有过人之处。为了不给世人添造麻烦和遗憾而立传,不让人生的页面留白。政客选择在职的时候,明星歌星球星选择当红的时候,作家选择未老人痴呆的时候,企业家选择他赚够了泡在俱乐部游泳池喝红酒的时候。
若过了一些时日,他还活生生地站在这个地球上,就是校订修正人生的时候,出版新的自传。或者,他认为某非官方传记未能尽如人意,非匡正偏差不可,再请人量身定做新传记。比方说,有了Brian Wain的《Malaysia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和Tom Plate的《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Dr M: Operation Malaysia》,就必须出版尽如人意版《马哈迪回忆录—医生当家》。
美国纪录片导演麦可摩尔最近出版自传《Here Comes Trouble》,翻开第一页不是序却是跋(Epilogue),题为“The Execution of Michael Moore”,诉说大家如何想他死,剧情紧张得为他捏一把冷汗。难怪春秋五十有六(和乔布斯…

Tom Plate看亚洲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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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和朋友聊起,问他看了Tom Plate 写塔辛的最新著作没有。他说不,认为外国人写亚洲人一般上有失偏颇,看亚洲人的角度不够客观。比方说,她认为读Tom Plate写李光耀,不如看李光耀自己写的回忆录《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或者是李光耀的专访传记《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两本可以当枕垫头的巨著,薄薄的一本《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怎能媲美?
浅见以为,这位朋友所谓的“客观”未必是客观,虽说自传的细节详尽不再话下,但作者回忆的过程中,难免经过选择性筛选,以自身利益和形象为主,量身打造出一个完美的楷模。当然,为了显得客观和真切,作者会巧妙地把一些瑕疵写进去,甚至向读者告解和忏悔,因为读者都喜欢看到强者脆弱的一面,这样一来可以激发他们母性的爱,或雄性的宽恕。忽视了这一点,自传未必失败,但肯定难赢得读者欢心。
就李光耀的“硬道理”和老外写的畅销版这两本传记来说,《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封底介绍此书时,声称它“combative”、“thought-provoking”和“controversial”。再翻开封底靳口,编务小组的作者名单煞是壮观,但是仔细一看,不外是“新海峡时报”和“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新闻从业员与学者。厚厚的4百多页,专访的问题都导向引申出李光耀的治国硬道理。只有李光耀的说法,没有作者们的看法。
由此可见,写自传或委托人撰写传记很多时候是为了从新塑造形象,或在几十年乱七八糟的事迹下,整理出比较“可观”的一面,把尘土扫在地毯下,摆一束鲜花,喷些清香剂,传记赖以遮丑的硬道理,不过如此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马哈迪的回忆录《医生当家》不感兴趣。
相反的,Tom Plate写传记不止主观,他的主观往往引申出有趣的对答,这种生动的写法把人物写活了。也因为这样,Tom Plate的“逼供”道出了三位亚洲巨人的脾性,字里行间透露,马哈迪和李光耀至晚年仍坚持己见,反而是塔辛愿意承认他曾经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Tom Plate认为李光耀是马基亚维利和柏拉图相遇在孔子的土地,换句话说,就是利用统治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达致他理想中的乌托邦,过程中少不了压制异议和操控媒体与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