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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好!

709骤近,原本代表色情的黄色,居然变成敏感色。国情之下,人民精神压抑,凡事越敏感反而越热门。净选盟2.0的宣传片打着《Yellow Is The New Black》的标语,黄色不再是污秽的颜色,相反的,它代表了洁净,Bersih,一个大马人民共同追求的方向。

但是,在这净选盟2.0呼吁公平选举的和平集会骤近的关键时刻,首相放话,指是“一些人迫不及待想掌权,而非因为国内选举不干净”。恕我愚钝,若国内选举干净,何必畏惧区区一个人民的和平集会?

当然,公平的首相有着坚毅的牛仔精神,发话激“他们”出来单挑,首相道:“若他们有胆量,就应该在大选中竞选,而不是透过非法集会制造国家混乱。”

这把我搞糊涂了,先甭讨论若没干净的选举,如何在竞选中选得明明白白这事。首相这厢拔枪,对面和他决斗的究竟是哪位?言中的“他们”究竟是谁?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按照语法来看,莫非指的是净选盟的成员?或上街参与净选盟2.0游行的人?如果推测无误,是不是说,不满选举弊病丛生的人,就应该去从政竞选?这么说,若大家乖乖听话,取消了万人游行,下届竞选岂不无端端多了万个竞选人?

啊,难道他指的是政客?从竞选盟发表的文告我们懂得,709大集会是一个人民的意愿。文告写着:“作为一个运动,我们对任何政党得到的支持率没有兴趣,我们的宗旨只是要改革选举制度变成真正自由与公平,以便所有政党能够在公平的平台上竞选,以及人民能够自由地选择最佳的政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it’s all about the people,不是政客或政党。

看来,我又得从新检讨选举改革的八诉求了:(1)全面清理选举名册;(2)改善邮寄选举程序;(3)实施点墨制;(4)至少有21天竞选期(5)个政党可以公平在媒体曝光;(6)加强选举法令的执法;(7)消除贿选;(8)停止龌龊政治。
我不厌其烦地重复检讨,是有原因的。因为,从目前执政党应对709和平集会的方式,会轻易误导部分人民,以为709若爆发动乱,全是净选盟和参与游行的人的责任。

内政部长希山慕丁“不排除”援引内安法令,逮捕709“非法集会”的发起人。他说:“如果这些大集会对国家的安全及公共利益构成威胁,政府则有必要援引内安法令逮捕有关人士。”
从警方扣留8名穿印上“Bersih”字眼黄色T恤的骑摩托男子,到传召安美嘉,和在游行推介礼上朗诵一首诗的文学家沙末赛益录供,接着变本加厉,前前后后…

为什么出书?

有家出版社很有诚意,三番四次邀我出书,我受宠若惊,却迟迟不敢行动。从第一次打招呼到最近一次邀约,出版社一共安排了三位编辑和我接洽,还托一位音乐界老朋友转告社长的意思,屈指一数,果真三番四次。

平日一周写一、两篇稿,有时发奋图强就写多一篇,这头写完没两天就见光,有时中午写了晚上下版,立刻就在网络上和读者讨论文章了,偶尔时运佳可能会掀起网战,在虚拟空间里口沫横飞后,拍拍屁股关机吃宵夜。这样下来,每个月银行户口增进一些数额,赚点零钱花,十分写意。

想当然,出书是挺风光的一件事,虽然说如今阿狗阿猫都出书,本地文坛还是有一些被忽略的惊喜,只是一般上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无人问津。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要出书?

有些人很想出书,总觉得写文章不出书,对写作生涯没一个交代。有些书出版了摆在书架上打坐,一坐就坐了一年多。有些则在显眼的新书推荐台上花枝招展,怎知眼珠一晃,不见踪影了。也许太好卖,来不及续货。

有几位文章写得一级棒的作者,他们平日在网络和报章上叱咤风云,我很好奇想知道他们的书销量如何。于是我问,你的书卖得怎样?有的呵呵两声摇摇头,不太好啦。有的索性爽快一点说,完全不能卖。有的比较含蓄,说出书说了n年,至今还在出版过程中。

如果出书不是为了卖书,那是为了什么呢?别以为读者喜欢读你的文章,就一定会买你的书。他们从来不会少like你一篇文章,不会忘了在你的部落格留言,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愿意掏钱买你的书。反正文章都在报章、刊物或网站读过了,即使买了,搞不好下一个晒书日就贱价把它卖出去。要是卖不出,至少收旧报纸的不会拒绝。

我的朋友提醒我,你怎么越来越拜金了。我觉得我不需要扮高雅,反正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高雅的人。要是为了把以往的文字合集成书,作个纪念、方便翻查、或者送亲朋戚友也好,实在无需劳师动众,也不好拿出版社来逗闷子。

反正如今科技发达,网上时兴一门生意,就是给你一个模板,任你挑选文章和设计,再讲明印刷几份,金钱交易,咚咚咚就寄到你家了。

老实说,除了出版曾经刊登过的文章,哪家出版社有钱支付你写书写个一年半载?要是有,我想找你谈谈。

(本文刊登于29/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依布拉欣和他的免死牌

在马来西亚,谁有条件肆言无惮却平安无事?那还用问,当然是依布拉欣。在马来西亚,谁能宣扬种族主义却安然无恙?绝无非议,当然是依布拉欣。在马来西亚,谁可以焚烧和践踏一个人的肖像,而不惨遭警方拘捕?别问别问,当然是依布拉欣。在马来西亚,谁有资格恐吓人民,若不依他的说法,什么都可能发生?唉,毋庸置疑,还不是他依布拉欣。

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依布拉欣真正的身份,土权主席除了是主席之外,是不是某一个大马产品或某一个大马机构的代言人,因基于机构本身的一个形象问题,通过他发表一些机构不便发表的言论。别太在乎,我的阴谋论不过是效仿马哈迪美国人911自撞自尽的荒谬假设,有99%的虚拟,和1%的可能。

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星报》在网站进行了一项的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你对净选盟2.0在7月9日举办的游行有何看法?”调查显示99%的网民投票支持“它应该获准举行”。

且让咱们再次检讨选举改革八诉求:(1)全面清理选举名册;(2)改善邮寄选票程序;(3)实施点墨制;(4)至少有21天竞选期;(5)各政党可以公平在媒体曝光;(6)加强选举法令的执法;(7)消除贿选;(8)停止龌龊政治。

横看竖看,民主选举该执行的制度,都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当依布拉欣声声抱怨许多人指他煽动,说净选盟不理警方警告执意上街游行,却不算煽动咩的时候,相信凡是没有免死牌的人民都同意,净选盟提出的选举改革七诉求,不止合理,还非常期待。

看来,依布拉欣有一个小小但颇伤脑筋的问题,因为他一直以来尽职尽责,演技太过认真,效果不太逼真,恐吓不过是“呼”一口气,稍嫌气虚。反正大马人民是“吓大㗎”,他一厢情愿推广“在家囤粮论”,人民继续讨论净选盟709游行,该带些什么,比方说口罩、矿泉水、毛巾、头盔等等,即使批评叫依布拉欣太累,大马却一点都不累。

再者,他焚烧和践踏净选盟2.0主席安美嘉的肖像,指她是“非常危险的兴都女人”,殊不知他自己不止得罪了净选盟,还同时得罪了兴都教徒,得罪了女人,得罪关心民主选举的人民,实在罪该万死,所幸,他有一个大马的免死牌。

所以,如果华人都出来游行,那得感谢谁?当然是依布拉欣。如果自扫门前雪的人,突然关心起政治来,那得感谢谁?当然是依布拉欣。如果听到种族这两个字就很激动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是Anak Malaysia的时候,那得感谢谁?当然是依布拉欣。因为大家看到依布拉欣,就看到极端是民主最致…

萧茂松留给我的曾经

有些人你怎么都想不起来,有些人你想抹也抹不去。记忆特别挑剔,但是很真诚。你无法选择想起或忘记,因为记忆没有理性,只有感性。那些忘掉的人你肯定不放在心上,而挥之不去的人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或很讨厌的人,有恩于你的人,伤害你很深的人等等。无论是谁,如果时间冲不淡的身影,留着想必有一定的意义,不是要你记得曾经,而是决定你的未来。

萧茂松那天躺在病床上,萧夫人正在处理他的午餐,校长抬头瞥见我,笑眯了眼说:『杨艾琳!』这是今年6月的事,却叫我想起1980年初。

找到038病床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校长的状况如何。前两天听说他病重,我就心理憋着难受,想说这些年来没机会告诉他,若非他在1980年教我知道,我的笔不是一般的笔,即使2008年恩公杨善勇怎么鼓励我,我也不可能相信他,不可能相信自己。

萧校长喜欢在上课时间把我叫去办公室,出题要我写文章。我从来不觉得这样做会耽误我的功课,相反的,我很享受一个人静静写稿的早上。有时教师走进来又出去了,他们一般上都不搭理我,习惯看到同样的女孩坐在同样的位置做着同样的一件事。

校长载我四处参加比赛,我总为精武华小争光,那一年我很快乐很自豪,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告诉躺在病床上的校长,他当年鼓励我,为我建立的信心,隐隐约约地沉淀在我笔底。他说:『你要写下去。』我心里想,你要活下去。后来我告诉朋友,我终于对校长说了我这些年来闷在心里的话。朋友笑我,恐怕不是怕他不懂而遗憾,是老了怕你自己遗憾吧?

谈笑间,不禁想起病床上校长的容颜,怎么就倔强得那么教人心疼。他当校长的15年,是精武华小辉煌的岁月。我们做学生的一旦看到校长老远走来,隔一个大操场就肃然起敬,赶紧鞠躬,而校长总是点头回我们赞许的微笑。

离开小学后,我不太清楚校长的事了,但是我知道他退休后,一直都在精武教太极拳。听说他得知患上癌症后对外隐瞒病情,耽误了及时医疗的机会。我探望他那天,校长说:『唉,卖健康的人却被健康打败。』他顽固得有点荒唐,却执着得有点动人。那轻轻的一声叹息,想抹也抹不去。

(本文刊登于21/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面书到底还能红多久

各位有没有发现,上面书的朋友或敌人乃至陌生人,一天比一天减少了?面书前一、两年十分火红,有者日出偷菜至日落,半夜还设闹钟起身处理农庄事务。有滥交朋友add到几千人者,坚持面友一个都不能少。有猛链接优丢者,深怕大家不知他听什么歌、看什么视频。当然,要感谢智能手机上网功能,方便用户上面书,吃了什么、到了哪里、和谁做了什么,没有不奋笔疾书即时公诸于世的,大家练习言简意骇,大家一起like一起嗨。

这是个凡事分享的世界,同时制造了无限商机。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社会现象,终日在面书混的社群相互影响,表面上从面书得到新资讯,实际上是依赖面书供应资讯。阅读、看戏、听歌、游戏的习惯改变了,大家依赖彼此提供的消息,简短捷说,与其各自找资料作选择,不如看面友选择什么,跟风就是。

面书的好处是大家都享有发言权,我注意到,有些朋友平日凡事保持缄默,在面书上却吃了豹子胆,对什么都有意见,高谈阔论,换了个人似的。但是问题来了,在面书交谈和在咖啡室聊天是两码子事。面对面谈天,有面部表情身和体姿态补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其效果和字面交谈很不一样。比方说,一个人自夸把了多少妹。你说:『很厉害!』说的时候咧嘴大笑,同时拍拍朋友的肩膀,哥俩说了笑了,就聊别的去了。但是,你可能暗地里在讥笑他,却轻易地掩饰了这一点。若有人在面书发帖自夸把妹的威水战绩,你评一句:『很厉害!』对方看不到你,以为你酸他,以为你不服气,以为你很不屑。你可能真的认为他很厉害,但是他从此却误会了你。

有些人把面书当作论坛,希望在面书和黑白两道商榷国家社稷,讨论人生哲理。有些人希望借此影响社会,把他的善意散播出去,从而改变世界。有些人纯粹寻找一个人生舞台,戴着面具扮演他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角色,演一出好戏,以便在寂寞的黑夜里赢得掌声。文字撒遍网络,缺少真人露相难免产生误会和冲突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直接变成间接,面书不再是往日的欢乐天堂。

面书到底还能红多久?难说。我只知道,有的人腻了,有的人倦了,有的从上瘾到戒毒,有的想放弃却撑死不干寂寞。不如,我现在就去搞一个【面书到底还能红多久?】的页面吧。

(本文刊登于15/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知识分子的价码

每样东西都有一个价码,即使人也不例外。但是,价码上的数目字,不一定反映实际的价值。比方说,一部64GB具Wi-Fi和3G功能的iPad2售价马币2499。你说它值不值这个价钱?那得看你怎么用它,和它如何回馈你了。

有些人觉得太贵了,不如买一台电脑(也许他在固定的地点上网工作,不熟悉苹果application软件的广泛功能)。政治诗人郑云城则认为,他能用iPad下载各国的报章和杂志,省下了订购邮寄的麻烦,各报章杂志集iPad一身,方便携带和翻阅。相信对郑云城而言,iPad身上标的价码不算高。

另有人排队(iPad2总是处在断货状态,无形中促成了物以稀为贵的现象)花马币2499买部iPad2来给小孩玩Angry Bird,有的人认为这么做浪费钱,他却不以为然。原因是,小孩径自玩游戏而不干扰他工作,因此顺利卖了几单人寿保险,没两下就回本了。

虽然说这种计算法违反了教育理念,但无可否认的是,马币2499的iPad2给他带来谋取利益的便利,所以对他而言,iPad2价值马币2499绝对合理。

纵然商品标上了价格,买与不买的主权在于消费者,但是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式去衡量它的价值,因为每个人对每一样东西都有他个人的评价,无法一概而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价码。

那么,知识的价码如何评估呢?众所周知,商业讲座主讲人都获得丰厚的酬劳,每年办几场就三餐不忧,年尾还可以飞到加拿大滑雪度假。反观本地有些主讲人或主持人,受邀主讲的主题若无关赚钱之道,在马国的国情之下,讲座当然无法卖门票谋取盈利。主讲人即使是资深的知识分子,演讲主题甚至关乎国家社稷的前程,很多时候他只获得寒酸的车马费,有些时候,他可能分文都得不到。

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说知识分子一文不值?还是自我安抚甚至蒙蔽大众,声称知识无价?如果以衡量iPad的方式评估知识分子何价,就要问大众如何用他,和他如何回馈大众。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学术的见解、专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这几点对你有用的话,请问它值得多少银两?可见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知识分子的身价和他获得的酬劳根本无法达致平衡。

即便如此,知识还是有个价码。你上大学读书需付学费,如果进名校学费数额更高。这表示什么?就是你获取学问的时候,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所以,知识是有价码的。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付出非公民义务,理论上,他有权获取和主讲商业讲座相同的酬劳,但…

问世间,神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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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在砂拉越一条河边的树林间,建筑简陋但干净明亮。那一天的光线柔和,教堂里的唱诵声听了很舒服。伊班族男女老少的嗓子清澈自然,唱诗的时候,因伊班语独特的“ai”尾音,歌声娇柔旖旎。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唱的时候,他们到哪我已跟到哪了。

曾经走过无数个欧洲教堂,听管风琴的宏伟,差一点以为神来了,但始终就停在那个阶段。因为那是环境和感官的化学效应,离开了教堂,神就散了。

我不信神,但那一天我看到了神。那神,就在一个小男孩的眼眸里。即使现在坐在电脑荧幕前,窗外传来的不是唱诵声,而是收旧报纸那单调的机械声,我还是惦念着神,那个伊班男孩眼里的神。

惦念神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自己对神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唤它为神,而非魔鬼。男孩眼眸里好像有些什么东西在抒情,它超越了一般人类之间的传达意义。为了不让扑朔更加迷离,我开始注意别的眼神,女孩的、妇女的、老人的、牧师的、斗鸡的、宿醉的等等,恍恍惚惚间似乎领悟了一点什么。

Galok是个长得高大俊俏的男生,从他扎实的双臂可以知道,他平时干的是劳动活儿。Galok戴耳环,穿件贴身背心夜间在长屋里晃。丰收节期间他回到长屋和家人相聚,白天不见人影,想是在睡觉,夜里就看到他灿烂的笑脸,和他因宿醉而恍惚的眼神。

奇怪的是,我在他眼里也看到了神。Galok很热情,他在节庆期间喝了很多,也爱招呼别人喝。Galok说他年轻时很虔诚,至于他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开始喝酒,我不知道。虔诚的礼拜逝水一般,随青春的火扑火灭,环境被逼变迁,Galok眼里的神因而走下了神坛,却不曾离开过他。

有个长不高的老公公总爱眯着眼笑,他晚上不在屋里睡,而在长屋的走廊草席上。每一晚临睡前,他提着手电筒确保长屋的门关好,白天天还未亮就起身把门打开。我总是看不清楚他的眼,但是密密的皱纹间,神安安稳稳地在微笑。

问世间,神在何处?最穷困的地方、土地被掠夺的地方、没有公路输送农作物的地方、没有电水供应的地方、居民在污浊的河里洗衣沐浴的地方、犀鸟被迫从深林移居河边的地方,当其他人都在享受着财富的时候,神决定在这里驻守,直到有一天,直到那一天。

(本文刊登于8/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伊班女子的纱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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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年少了却依然浅薄,弄不明白穿一袭纱笼的伊班女子,在河边恬然洗衣沐浴,露出了大半截肢体,看在眼里温柔在心里,没有一丝的想入非非,只有午夜梦回的风韵。我把长筒裙扣得紧紧,思考着纱笼神秘的玄机,怎么使劲都无法让纱笼安安稳稳地裹住身体,在河里总要三番四次地从新捆紧,唯恐春光乍泄。

我的城市节奏坐立不安,弄不明白慢板的悠闲生活,面对着日常生活的艰难,伊班人始终怡然自得。诡异的是,身历其境才惊觉,慢在温柔的光影间催眠了我,而我在恍惚中着迷。然而,河面流水潺然,想逆水而游却不易。他游了过去,从远远对岸的水面露出湿透的笑脸。我再次扣紧纱笼,暗地里预料流水将轻易地把纱笼解开,驱使身体回归自然。犹豫间瞥见随行的小弟,和他那宽大的恤衫。我对着小弟傻傻地笑,结果放弃纱笼套上恤衫,开始游离岸边。

也许我该说,我不再年少了但依然狂妄,缓缓地随流势调整前行的方向,以便不轻易被冲走。伊班朋友说哪有没鳄鱼出没的河,想想大半辈子了都没在河里好好游过一次泳,河水正凉,我无论如何都会在对岸与他会合,和那一片沿岸的树林,还有一小片无人的沙滩。

是有些气喘,但是坐在对岸回望长屋,和河边光腚戏水喧闹的小孩,相对的,纱笼女子优雅地观望。纱笼裹住的不只是温柔的身躯,那是婉约中带着刚毅,叫我想起早上在河边小学看到的标语:“I deserved to be successful and happy”。

河水虽凉,却浑浊无比。合掌勺一勺水,皆是黄黄的泥沙。长屋朋友说抱歉,这几天没下雨,蓄水桶的水用完了,要你们在河里洗脏水澡,很不好意思,我们今晚也必须到另一间长屋投宿。同行的其他来自西马城市的伙伴们,听了没有不尴尬的。有的因在小学发现了水龙头,就在那儿洗澡,殊不知那水来自学校和长屋共用的蓄水桶,而长屋居民一直不作声,全为了远方来客的便利,直到逼不得已才透露真相。

据说河水曾经清澈,如今沿岸多处堆积着树桐,乘船到长屋时屡屡可见伐木活动。然而,河里围着纱笼的伊班女子只显得更加出污泥而不染。那一刻,我终于看懂了在小学竖着的另一个标语板:“If not us,who? If not now,when?”,眼中的河水和纱笼孕育着我的一个绮念:长屋的长廊染上了纱笼绚丽的碎花,夕阳斜晖一路把碎花映照到河边,那几只鸡的啼声特别响亮,把碎花撒遍了清澈的河水,我和他缓缓游过对岸,鳄鱼浮在水中静观,其变,就在贪与足之间。

(本文刊登…

从陈为军的纪录片扯开谈

陈为军说:『看一个地域的文化,就要看它的纪录片。』至于陈为军,我也是刚认识的。下午看到推特上,有人贴了个链接,是部被中国禁播的纪录片。好奇、好动、什么都想懂一点那写专栏的,手指不由自主点击,耐心等待下载,观看了未经删剪《请投我一票》(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wNjc1NjU2.html)。

这部2007年的纪录片名堂不小,有人跟我说,《请投我一票》多次在国外获奖,并入围2008年的奥斯卡纪录片短片名单。陈为军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会让被摄者重演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对他而言,“无论出于何目的,任何违反真实的事情都不能做。”这是陈为军的原则。

但是《请投我一票》看来比较像故事片,由于纪录片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小孩,我看了不得不怀疑它作为记录的真实性。除非有几个摄影师和几架摄影机,分别紧追着小孩走动,因为班长选举活动进行得紧凑,一架摄像机怎么可能同时拍摄不同的人物。

不是说陈为军没本事雇用几个摄影师同步摄影,说到独立制作兼导演时,我通常联想到钱不够用,一条水捧着摄影机孤军作战。再者,陈为军声称“做纪录片很孤独!很多时候只有你自己”,一片凄凉的情景,只有一碗粥和两片枯叶。当然我不能排除,“只有你自己”只是一种意境的说法,并不反映真实情况。他可能有雄厚的资金,雇用很多人手,用各种科技把摄影机藏起来,尽量让人物不察觉被录像,因而把纪录片拍得很剧情片,不沉闷。

但是我非行家,以上的说法纯属个人浅见,没什么依据。《请投我一票》其实介于记录与剧情之间,十分讨好。实话说,一般人比较有兴趣看剧情片,不太喜欢纪录片的平淡。相比之下,西方人比较“习惯”看纪录片,而且体制允许主流电视台播放各种纪录片。再说,亚洲人和西方人因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差异,很难看到平淡而产生共鸣与反省。

在一篇文章里,陈为军这么写道:“我觉得是真正好纪录片在体制外,而不在体制内,电视台现在做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类的片子,真正好的一些纪录片都在民间。”其实这也可以引用在亚洲其他国家,因为体制的限制,真实的东西都在民间。毕竟,要看一个地域的文化,就要看它民间的纪录片。

(本文刊登于1/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