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失忆《老夫子》

《老夫子》漫画是华人社会普及文化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谋生之余看一两帧“耐人寻味”和“妙想天开”，毕竟令人会心一笑。漫画大师王泽，简直就和《老夫子》画上了等号。

然而，谁为王泽半个世纪的功成名遂，盖了个问号？

二零零一年，中国奥运天津火炬传递手，著名作家冯骥才出版专著《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指出：“老夫子的漫画形象不是王泽创作的，它是已故漫画家朋弟四十年代初的创作精品。王泽剽窃朋弟的《老夫子》数量大、流传广、时间长，可谓当前国内文坛最大的一桩剽窃案。”经这一转折，这宗鸣冤叫屈的半个无头公案便沸沸扬扬一时，却因朋弟已不在人世而无从翻案。

朋弟（一九零七）和王泽（王家禧，一九二六）年龄相差十九年。朋弟原名冯棣，又名冯止堂，是个全面性的才子。他从事漫画创作主要是从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三年，在京津的报刊发表《老夫子》、《老白薯》和《阿摩林》，幽默的表现中国市井小市民的众生相，以诙谐的人物针砭时弊，深为大众喜爱。据说五十年代的旧书铺，只稍花一两角钱仍可买到旧的《老夫子》。可惜文革过后，《老夫子》几乎灭迹，搜寻原版原作变得很困难。

后来老夫子因时代变迁，逐渐从社会淡出。这段期间里，朋弟从事插画工作，直至一九五七年，他重新提笔发表《老白薯出土纪》，怎知受到“反右”运动的批判，被指“右派的卷土从来”，从此封笔，退出漫画史的舞台。时值当时三十多岁的王泽甫抵香港，开始发表《老夫子》漫画，照葫芦画瓢，模仿朋弟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个性，声称是自己一九六二年创造的作品。而朋弟一生中画的一千六百幅漫画，被一场“文革”风暴刮得七零八落，剩下寥寥无几，著作权还被人全盘托去，死不瞑目。

参照朋弟与王泽的《老夫子》形象，两者外形衣著帽子同个款式，唯一的分别是朋弟的老夫子后脑蓄了一根小辫子。《老白薯》和《老蕃薯》也十分相像，只是老白薯神韵更市侩。朋弟有一帧四格漫画，画了老夫子和一位穿旗袍的女士跳社交舞，老夫子鲁钝的踩到她，引来女士愤怒的踹腿，结果两人坐在地上神情痛苦。王泽的其中一帧四格《老夫子》，除了跳的是的士高舞、女主角是瘦瘦的辣妹之外，故事情节一模一样。这样的巧合太匪夷所思了。

一直到八十年代漫画家黄冠廉拿王泽的《老夫子》给朋弟看时，朋弟身患重病脑已萎缩，默默无言，淡然以对。而王泽则家喻户晓，闻名四海。王泽掩耳盗铃的行为之所以能够瞒天过海，全因为当时香港和内地信息不通达，才导致今天世人仍信仰着一个天大的谎话。

二零零一年八月期间，冯骥才与出版社终于找到冯棣的后人，六十多岁的儿子冯无怠、冯无悲，孙子冯灵、冯千和侄女王智平，得知抄袭事件后，准备起诉王泽侵权。如今官司胜诉败诉，或仍在打官司，不得其详。对簿公堂，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只是朋弟已往生多年，如今八十多岁的王家禧早已在八十年代移居美国。

各国的著作权法不同，抄袭和剽窃的规定界限划在那里？在美国，凡是一九七八年之前出版的作品，它的作者及后代拥有九十五年的著作权，可以征收长达九十五年的版权费。七八年后出版的作品受益期，延长至作者去世后七十年。要是中国的著作版权法令及检法部门不够完善，未能保障原创者的合法权益，被剽窃的受害者及他的后代事实上势力单薄，想讨回公道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冯骥才于九十年代末曾在天津的画馆接待王泽两父子。冯骥才问王泽是否认识朋弟，王泽顿了一霎说很熟，却矢口咬定无剽窃之事。王泽儿子（真名王泽）在《我的父亲-王家禧先生》写道：“父親不但沒有一句鼓勵的話語， 相反的，他卻不要我們兄弟從事藝術工作…想當年，家父因為要養活家人，只想多賺點外快，不管是白天或夜間都埋首画漫畫，父親一直不停的畫。”

若王泽一早坦白承认受朋弟《老夫子》的启发，借用朋弟的人物构思，配合新时代重新创造《老夫子》，融入香港奶茶文化，经黄大仙庙前的睇相佬指点迷津，引一条青云之路令其生命延续下去，相信历史会光明正大的认同他的功绩，王家禧两父子就不至于背了一辈子的“剽窃”包袱，半夜梦魇惊醒也不敢大声承认亏心作祟。

画不过人家，最好就认命。艺术创作本来就讲究天份。有些人看了一幅画，说：这么容易，我也会画。可是你有想过这么画吗？有想过可以这么画吗？灵感无价，创作尊贵无比。当我们捍卫艺术创作著作权时，无可否认的，是有一群人躲在谎言背后昧己瞒心的自慰。其实捍卫和自慰，分别仅在于历史的准确性记忆与商业的选择性失忆。该选那一边站，良心自有答案。

（本文刊登于23/11/2008《东方日报》东方文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