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民安又何须NGO？

不久前见到一位热心人士，侃侃谈出各种社会课题。很好奇这位江湖好汉属哪门派，他拍拍胸膛说：『我是NGO的！』当时我还道是人权或环保人士，原来，他所谓的NGO属于“儒家思想”一类，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不得不相信，当集会示威游行流行时，NGO更是一种Fashionable的身份标榜。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是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它关注的范围包括环境、人权、弱势群众、教育、人道主义和国际经济等，服务特定的范畴和人群。在某种程度上，NGO是民意代表，它提供专业意见和分析，并具备监督政策落实的能力。最重要的是，NGO能够针对特定课题提供预警机制。

不少政要是NGO出身，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武吉兰障议员黄洁冰。她1994年参加“尼泊尔乡区重建”，1996年参与“马来西亚人民之声”，2000年担任“全国人权协会”秘书长，曾经是个环境及人权的活跃社会运动份子。

对一些人而言，NGO是从政的一个垫脚石。也或许，他们发现很多问题，到头来不得不从政治改革着手，因此选择从Non-Government走向Government。很多时候，路走远了，就忘了初衷。无论如何，什么组织都需要资金来维持、实地调查及实行各种计划。既然属于“非政府”性质，NGO从何处获得经费？

3月26日，Booker Prize得奖作家、评论人、社运分子Arundhati Roy在印度的英文时事杂志《Outlook》刊登了一篇文章，【Capitalism: A Ghost Story】。和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Capitalism: A Love Story】一样，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是，读这篇文章最大的困扰，不是那1%和99%的贫富悬殊，而是它曝露了非政府组织不为人知的一面。

文中提到号称“当代甘地”的印度反腐斗士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哈扎尔发起绝食反腐运动，在印度获得各界人士支持，是国内外多人敬仰的社运分子。问题是，在反腐的运动里，哈扎尔从来不提及影响印度环境与人权最严重的3个领域：私营化、商业权力和经济转型。很多时候，私营化、商业权力和经济转型不但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还加剧了贫富悬殊的差距。

但是，Arundhati Roy认为哈扎尔和其他社运分子草拟的《公民监察法案》（Jan Lokpal Bill），不但不“甘地主义”，而且十分危险。因为幕后支持哈扎尔的媒体称他为“人民之声”，成功地利用人民的拥趸，把群众的视线从巨型的贪污丑闻中移开。这些媒体也利用人民评击政府的力量，鼓吹更多的私营化，和更多的经济转型。

哈扎尔反腐运动的资金来自何处？哈扎尔反腐运动的战友Arvind Kejriwald的资金来自福特基金会，Kiran Bedi的资金则来自可口可乐和雷曼兄弟。换言之，他们皆由美国资助。而哈扎尔本身于2008年获得世界银行颁发的世界银行奖，原因是因为哈扎尔的反腐运动“符合”世界银行的政策。

“符合”世界银行的政策？所谓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私利的因素占了几成？

有些企业的慈善基金会财力雄厚，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拥有210亿的资产，福特基金会则拥有120亿的资产。但是，有些慈善家或慈善集团的动机含隐议程，说得难听点，无异于帝国主义者，他们的任务是在各国设立和训练干部。

比如美国的慈善集团会为了美国的利益，资助弱势国家的NGO，从而延伸他的霸权主义。Arundhati Roy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各种私营化在进行时，也表示“NGO化”了很多东西”。很多时候，这些NGO因拥有资金而成就了分析和调查，甚至于改变舆论。虽然当外国基金会资助NGO时，都很小心不踩到那个区域政府的地雷，但是，它利用资助的NGO搜罗当地的资料，并监控其区域的活动。换言之，它买下了这个区域的反抗运动，并掌控了其运动的运作和方向。

大马不少NGO都由外国资助，索罗斯的“Open Society Foundation”和“欧盟基金会”是其中的两个团体。虽然有不少NGO获得雄厚的资金后，工作人员因收入舒适而工作态度散漫，并失去了视野，但是它也成就了不少事业。比如，这些资金协助建立了大马的网络新闻媒体，同时支持不少NGO和NGI（Non-Government Individuals）深入调查和曝露环境及人权问题。

不幸的是，一个区域的NGO越多，就表示那里有更多的问题。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不是政府解决，就是外人插手。当政府指责某团体接受外国的资金，而套上叛国的罪名时，其实不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人民为了自救而资助的本地NGO，如“拯救大马组织”和武吉公满的“反山埃保家园”组织，始终独立坚持草根的立场。试问，国泰民安又何须NGO？但是，当一个国家需要NGO和NGI的时候，民间经济上的支持，才能确保本质不变，或被外来因素影响。

（本文刊登于1/4/2012《东方日报》文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