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大婶买鱼，比较挑剔。问价钱时翻转鱼身，伸出食指弹弹鱼肉。无论鲜或不鲜，先来个不太满意的表情，埋怨怎么这么贵啊，以便好杀价。 叶德嫻在电影《桃姐》中饰演桃姐这个角色，说她容易入戏，因为桃姐和她很像，买鱼不会只买便宜的，一定要买最新鲜的。但是像桃姐或叶姐的大婶不多，尤其在大马，百物涨价，大婶不得不实行「平、靚、正！」政策，因为这是节俭理財的硬道理，也是仅存的道理。 鱼档老板说：大婶，这条鱼不贵啦。大婶说：隔壁那档便宜过你的喔。老板恼羞成怒，索性一句「那你去那档买啦！」一拍两散。大婶因面子问题，明知道这档的鱼比较新鲜，扯破脸皮了也只好没趣地走开。但是大婶不知道，为什么这档的鱼比那档的贵、比那档的新鲜。 这个问题，我替眾大婶们问渔夫去了。 渔夫一面听，一面摇头叹气。渔民有两种，你知道吗？我点点头，略有所闻。 我们是浅海渔民，他们是深海渔民。那些便宜的鱼，是深海拖网「一网打尽」的鱼。大渔船在深海撒网，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捞上来。我们是小规模的浅海渔民，无论鱼、虾、螃蟹，都一只只从渔网解开，太小的渔获都扔回海里。 这就是为什么小菜农的有机蔬菜比较新鲜，因此比较贵的相同原理吧。 渔夫说，渔获越来越少，今天浪大，我没出海，出海的话，恐怕连柴油钱都赚不回。香港的桃姐寧可买贵都坚持鲜，因为她知道为什么渔获会减少。 香港2012年开始禁止拖网捕鱼，因为拖网捕鱼破坏海床，严重影响鱼苗的繁殖。 桃姐知道的，大马政府不可能不懂，但是网照拖，只求近利，不问永续。 话说大马渔船分三种，深海渔船有B型及C型，分別在5公里及12公里外的海域捕鱼，A型的浅海渔船则没有限制。 可大马执法不严厉，拖网渔船频频入侵浅海捕捞，拖坏海床，乱捞一番，一走了之。浅海渔民多次报警投诉，却不了了之。至于政府规定深海渔民改用寸半网，则留了一些「漏网之鱼」给浅海渔民，算是庆幸。 因为红树林，檳城才得以抵御2004年的海啸，没造成更严重的破坏。情何以堪的是，如今填海工程持续不断，破坏了沿海鱼苗繁殖的红树林。 大婶明白了渔获减少的道理，懂了为何浅海的渔获比较贵却比较鲜，但大婶最近比较烦，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允许她像桃姐一样，买鱼要买新鲜的。她也听说工业污染了海產，她怎样確保儿孙们的健康呢？ (本文刊登于23/1/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一切从一只猴子开始。车子在市区的一小段山路上行驶，两旁绿荫遮阳，脱离了闹市的车水马龙，心情难得放鬆。突然，一只猴子扑过来，车子来不及闪避，碰一声，大家都被嚇坏了。 路旁没有停车的空间，唯有把车子放缓，回头探看可否有尸体，或任何动物的血跡。道路很乾净，没有行凶的痕跡。 「你看到猴子吗？」「是猴子！是猴子！」「明明撞到东西，可是怎么不见了呢？」 这件事，至今仍是一团疑云。过了好些日子，我们却目击撞死猴子事件。事情是这样的：行驶在大道上，窗外单调的风景及刺眼的阳光，令大家都昏昏沉沉。突然一个物体闪过，前面的车子赶紧避开，但来不及了，猴子在路上翻滚，跟在后头的我们设法躲开。猴子不动，横尸街头。 为什么猴子要过大道呢？经歷过两次猴子过街的惊险，我都发出同样的疑问。它在这边好好的，何必冒著生命危险，过去对岸？ 子非猴安知猴之惑。直到最近参观了高渊（Nibong Tebal）的红树林，对猴子的心事，开始有了点头绪。 话说70年代始，大马超过半数的红树林遭破坏。檳城浅海渔民福利协会（PIFWA）用心良苦，1997年发起了红树林种植计划，至今已在9个不同的地点，种植了共15万棵红树。PIFWA教育中心週遭都是红树。在这里，只要你安静，万物都动了起来。像黑夜躺在海滩观星一样，星星越观越多。我静静地蹲在红树林，万物渐渐地显现。光看小螃蟹觅食，我可以赖著不走，乐上一天了。只要你安静，就听到虫声鸟鸣，这样的音乐，我模仿不来。 我最容易惹蚊子叮了。但是一连看了几个红树林种的地点，在沼泽地的泥巴里走，踩了无数只小螃蟹，却不见一只蚊子。 想起瓜拉雪兰莪自然公园，那也是一个红树林。可怎么也没高渊的红树林一般，充满了生態的活力。在那里，我忙著拍打蚊子呢。 但是怎么说，瓜雪的公园还见弹涂鱼啊软体动物啊。两年前在边佳兰沿河穿过红树林，那可是名副其实的「万籟俱寂」啊。一只鸟一条鱼也见不著，不得不信，环境污染绝对有本事要世界它末日。 有个冷笑话「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答案的笑点是「To get to the other side。」为何猴子要过街？答案有两个：一，森林本无车，猴何须防车？二，森林遭破坏，肚子饿，能不过对岸觅食么？ 至于这笑话冷不冷，就很难说了。啊，我的寒衣呢？ （本文刊登于15/1/2014《东...

《The Geography of Bliss》的作者Eric Weiner游走10个国家，寻找幸福的因素。他想知道，究竟是钱、思想、態度、政策或宗教，影响一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我因此得知：卡达尔（Qatar）的人民无需缴付电水费，政府提供免费医药和教育，並津贴大学生。卡达尔没有消费税，也没有所得税。所有成家的男士获政府赠送土地，可免息贷款盖房子，並获得每个月7千美元的津贴！ 读到这里，我赶紧翻看出版日期：2008年。5年了，如今还有如斯的人间天堂吗？于是我请教一位不久前在迪拜工作回来的亲戚。她点点头说，唔，迪拜也差不多。 但是Eric Weiner发现，卡达尔人民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並不快乐。卡达尔人告诉他，钱能买到「尊严」，但不能买幸福。 于是，Eric Weiner到幸福指数最高的冰岛。他发现，每10个冰岛人，必有一个作家。冰岛诺贝尔桂冠作者Halldor Laxness不明白，为什么有「starving artist」这个说法。他说，从事写作的他，从没饿过肚子。 原来，冰岛政府提供作家丰厚的津贴。但冰岛2008年不是面临「全国破產」吗？然而，根据BBC去年10月的一则报道，作家依然生活无虞，还有薪水可领。而且，冰岛人均阅读量与出书量冠于全球。 在冰岛，创作不是艺术家的专利，因为大家都在创作，並乐在其中。 看了10个国家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不禁好奇，大马人的幸福指数是什么呢？根据2013年联合国调查的156个国家当中，大马的幸福指数偏低，排名第56位。原因是，人民对国家前景不乐观、对政府不信任、对国家发展没信心。 我们有无限却没必要的硬体发展，为了「发展」而破坏环境的理所当然。为了发展，文化遗產及弱势群眾「壮烈牺牲」。我们的红树林越来越少，工业污染严重，不得不担心渔获的安全。我们有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拐角遇匪的心惊胆跳。因政治角力，我们有重复不变的宗教爭议。 搞不好，弄穷人民是政府的策略之一，因为人穷志短。百货涨价，我们自顾不暇，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比我们更穷、更惨的人。我们也没时间关心环境、创作，或上街反政府。但是，政府不会把我们穷死，因为走投无路时，我们就来真的了。所以政府很聪明，要我们活得不好，却死不去，那就没力和他较劲了。 我们因此不再关心一切，满肚怨气，变得自私和焦虑。人民越弱，政府的权力就更稳固。典当人民幸福的时候，国阵就贏了。 （本文刊登于8/1/...

泰国衝突，警察死亡。许多大马人不约而同感慨地说：你看人家泰国！ 其实，大部分人还搞不清楚泰国状况，谁忠谁奸，上台下台，总之，泰国人在反政府就是了。对大马人而言，將心比心，反政府这件事我们绝对有共鸣。虽然不太瞭解人家为什么反政府，只要是反，我们打从心里就觉得对，是正义。大马人的心里，官方是民间的对立面。泰国反政府示威，死的是警察，大马人就像看球，看到支持的別国球队射进龙门，有快感。 我们有病了是不是？自己射不进龙门，看別人射就弥补了遗憾？前几天走到哪里都听到「你看人家泰国」，「敢敢拉他下来」，拉的也不知是不是指英叻。总之说了人家泰国，就埋怨大马百货涨价、教育腐败、治安太差、官员太贪。吃饭是这个话题，菜市场也是这个话题。 这回大马怨气很重，出门就是这个呛鼻味道。即使过敏躲在家里，上网也是这个味道。505前无畏无惧的激进精神，已成为歷史上一次最高潮，值得回忆、怀旧。505后，大家都很无奈。睁著眼看2014年涨风刮过来，大家很无助。即使举行「反涨价集会」或「反对消费税集会」，甚至「TheReturnofBersih大集会」，恐怕再也掀不起热潮，伤不到对方一条毛。 论天时地利，我们错过了机会。人民错过，民联领袖也错过。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至少我们上街了。我们可以以一贯的语气，问责挑战我们的「付出」及「功劳」的人：你敢说我们没有跨前一大步了吗？我们更喜欢在被问责的时候，闪出大大的盾：你只会批评，你做过了什么？ 505后大家继续骂政府，深恐旁边那位误会你不再反政府，瞧不起你。政治正確的是骂政府，政治不正確的，是骂大马人等死，noballs。 2014年，中下层的人民很苦，不过他们没时间搞集会反政府，他们要昼夜不停地，打几份工作搵食养家。中层人士不再小资，他们是曾经上街的一群，所以他们要保持政治正確，同时要牺牲几杯卡布奇诺，少几件Zara。他们是最焦虑的一群，因为更高压的工作，令他们更想要这些奢侈品。至于中上层的大马人，6%消费税对他们而言「湿湿水」，他们继续週末在TheMajesticHotel吃自助餐，保持与政要的亲密关係。 所谓「Misery expressed is misery reduced」，发泄了，就舒服了。你看人家泰国！我们要言论自由，要公平选举，要司法公正！ （本文刊登于2/1/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近年来，电视节目和电台节目一样地让人沮丧。虽然偶尔在车上听电台节目，但是已经放弃看电视节目多年了。如此一来，上电影院的次数比以往频密，不为別的，纯粹消遣。 昨晚看《四十七浪人》，真田广之的內人对他柔柔地说了声：「I was worried about you。」浅野家的女儿美加也对基努里维斯说了同样的话。突然同伴凑近耳边：「音响有问题是不是？」我说日本人很斯文啦。当然，片子到了后半部，刀枪妖术都证明了：日本人可以很响。 这些年每看一齣戏，都得经过一场音响视觉轰炸。如今热门电影的趋势，不是科幻，就是灾难。《雷神2：黑暗世界》的大锤子如雷贯耳，《超人：钢铁之躯》的光速动作令人目不暇接，《极乐世界Elysium》的人与机械共体，匪夷所思。《安德的游戏》的小孩玩电玩，不得了，玩到从军，玩到拯救宇宙！22世纪的电影没有所谓的不可能，只有《菲利普斯船长》的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的心跳镜头，非要把观眾抖吐才心甘。 突然莫名其妙地想念起喜剧来。那些年史提夫马丁和迈克尔凯恩的《偷心大少》，骗財、骗色、骗了观眾的欢笑，如今笑声仅仅是记忆，铁轨也不够它长。丹尼德维托在《谋害老妈》（Throw Momma Off The Train）及《玫瑰战爭》(The War of the Roses)的黑色幽默，唤起矮小就是突出的希区柯克年代，无奈如今电影不流行侏儒了。 香港剩下警匪片，却一点都不惊心动魄了。喜剧呢？越来越难定义。曾经许冠文草根阶层的欢笑代替泪水，如今周星驰也要捫心自问：「能不能有点专业精神！」从《西游降魔篇》那一刻开始，香港喜剧只剩下偶尔有点水准的杜汶泽，偏偏杜汶泽不喊低俗的时候低俗得难耐。 今年的惊喜算是《辣手警花》(The Heat)，特工桑德拉布洛克与女警梅丽莎麦卡西搭戏，没什么大场面，段子却十分搞笑，看了忍不住拨动琴弦哼他几声乡愁。记得电视台7点至8点档黄金时段的半小时喜剧片：《Seinfeld》、《The Cosby Show》、《Family Ties》、《The Wonder Years》等，好看的都是段子。笑，是大家饭后的甜品。 也许大家都在平板电脑看戏了。所以，这年头拍片就要拍得气势磅礡，要你在平板里怎样也立体不起来，非买票不可。看电影逗乐自己已经可遇不可求，难怪这个年代没有冷面笑匠，反而，两个女主角连续说了相同的对白：「I was worried about you...

新加坡双年展主题为「如果世界改变了」（If The World Changed），展出东南亚国家82位艺术家的作品。小孩喜欢假设性问题，「如果」创造无限的想像空间。 年纪增长，我们讲求实际，要的是「walk the talk」，而不是「如果」。这个主题却要我们返璞归真，回到坐在草地上舔棒棒糖看云卷云舒的日子。 艺术到底有什么功用，它能改变世界吗？或许艺术不能改变世界，它只能假设世界改变了，会是什么样子。 沙巴画家Jainal Amambing画原住民在长屋里载歌载舞，小孩在河边嬉戏，及穿整齐校服背书包过桥的男孩。看管展览室的Sylvia表示被Jainal的画吸引，希望到东马长屋参观。我说：「很少原住民小孩有机会上学。」 Sylvia认为Jainal希望如果世界改变了，原住民小孩就能像其他小孩一样上学。嗯，说的也是，我一定是失去了假设的能力。 另一间房的墙上，两个视频放映著单调的画面：没有人的草地及街道。大家必先脱掉鞋子，才可踩在地板上。地板嵌著一片片东西，看不清是什么。所以我跪下来，几乎趴在地上，才看到嵌在地板里的玻璃珠里，有很小的相片。 这个装置艺术题为「Hope Brings Us Here」，是在新国工作的泰裔Nipan Oranniwesna的作品。我问Sylvia，新国有多少泰国人啊？Sylvia说很少，少到我们未察觉他们的存在。所以画家要我们蹲下来仔细看，才看到图片里的泰国人。 好点子啊。莫非，艺术就是好点子？ 一个阴暗的空间，佈满了上千个脏兮兮的塑胶娃娃，头部插在一支支竹竿上，非常诡异。一个妇女才进门转头就出来：「好怕人哦！」菲律宾艺术家Oscar Villamiel从垃圾填埋场搜集丟弃的娃娃，作品反映小女孩的幻想，最终变成垃圾堆。而这样的垃圾场，也是住了20万人的贫民窟。有张小画像，模糊地画个失踪女孩及祷文。 或许，艺术反映现实，同时激发人们用行动去改变世界？ 越南的Vu Hong Ninh模仿布鲁塞尔的尿尿男童铜像，雕了个肥皂娃娃。但是Vu Hog Ninh的男童竖著中指，眼神及手势充满挑衅的意味。更有趣的是，男童的背后是一大片令人联想到佛陀的菩提叶。雕像旁有个洗手盆，艺术家鼓励大家用肥皂雕像洗手，慢慢地洗掉它。 也或许，艺术是强权压抑之下的发声管道，通过含蓄的模式吶喊？ 说实话，经歷苦难，从中抽离再思考的艺术家，其作品是个「light bulb...

我不是预言家。但是前车可鉴，有印度作为借镜。穆仑本南人设路障要求合理赔偿，经过77天的日晒雨淋、飢寒交迫后，最后宣告收场。原因是倦与权势对抗，本南人精疲力尽。 官方甚至威胁，若坚持下去，將切断他们回家的路线，叫他们不能在水坝蓄水前抢救物件及家禽。最后，本南人不得不接受官方承诺的每户2万3千令吉赔偿，虽然比原先的1万5千多了8千令吉，但比起诉求的每户50万令吉，实在不啻天地。 论社会运动，本南人可谓大马的先祖。他们几十年前已经屡屡设路障，阻扰侵蚀他们土地的各种「发展」，如伐木及油棕园。西马的各种反公害运动，在坚持及勇敢的程度上，远远不及本南人。所以，77天后妥协的各种因素，是我们城市人无法想像的。 东马原住民没剩下什么了，西马原住民更甚。前一阵子几位艺术家朋友拜访原住民村，想取得一些作画灵感，为原住民做些什么。但是大家回来后很纳闷，为何呢？原住民已经住在单调乏味的砖屋，原汁原味的生活环境已经被发展商夺去开油棕园及石矿了。艺术家发现，寻找並想留影的传统画面，早已悄悄消逝了。 来不及了。大家不明白其中的迫切性。何谓原住民？顾名思义，就是最早在这片土地定居的人，他们建立了这里最早的文明。没有这一切作为基础，大马没有內涵及空泛。 忽视並消灭了大马最早的文明记载，原住民將会怎样？且让我们看看印度的原住民，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印度的Narmada河谷，为了建30座巨型水坝，3个州属超过500万原住民受影响。廿多年了，原住民还在斗爭。至今，政府仍未作出合理赔偿及安顿好居民。印度的5千5百座巨型水坝共迁置了5千5百万人，其中47%是称为「Adivasi」的少数民族。 失去家园，原住民结果躲进森林里与官方作战。政府趁机把他们標榜为「毛泽东主义者」，列为国家治安的最大威胁。 印度作家兼社运人士Arundhati Roy深入林间与「毛泽东主义者」相处后表示：「如果这些族群拿起武器，那是因为除了忽略及暴力，政府什么都不曾给过他们。而如今，政府想要抢夺他们拥有的最后一样东西——土地。」 原住民最终会怎样？两个可能性。一，族群被所谓的「发展」，像核弹一样造成大规模的毁灭（mass destruction）。二，物极必反。届时，暴力不是一种选择，一方被逼反击，另一方就有了理由屠杀。 （本文刊登于11/12/2013《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