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99%必须占领1%的时候

“占领”本是个负面的动词,如今“占领”有了新的诠释,“Occupy”衍生成全球性占领活动,滋生了新一代的“占领文化”。示威运动“占领”了全球各地区,华尔街、伦敦、罗马、瑞士、法兰克福、马德里、香港、悉尼等等,不胜枚举。

当99%必须占领1%的时候,你就知道1%的权力有多庞大了。然则,各地的诉求有别。欧美国家主要针对资本主义,不满资本主义下的政商勾结和金融霸权,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有些亚洲国家的“占领”宣言加了佐料,比方说要求民主空间、埋怨楼价过高、不满低薪金、反核电厂、反政府行政措施、反战,在台北甚至有“我要加薪不要过劳”的诉求,结果占领行动褒贬不一。

“我要加薪不要过劳”即是亚洲人对新一代的印象。我不敢说是刻板印象,虽说有不少例外的例子,但是好高骛远者比比皆是。上一代人钱不够用时,第一时间就想法子挣钱,甚少埋怨不公平的制度,或质疑制度的瑕疵。我们可以说它宿命,但是“穷”的理解不是懒、没学问,就是没本事。它从来不关别人的事,而是自家的问题。“富”则惠及下一代,“富”表示有能力供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给他们好日子过,在物质上不匮乏。换句话说,“富”从来都不是敌对的反方,相反地,它是一个目标,而致富的同时,不惜代价。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循环的模式了。当我不惜代价地致富的同时,我可能变得贪婪,勾结各种关系,即使违反道德、危害环境、剥削了不该剥削的穷人,但是我有足够的理由,为了下一代,我的所作所为合乎情理。

当我变成那1%的富人后,我把孩子送到名贵的学府深造,他们丰衣足食,但毕业后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总是嫌工作太多,薪水太少,看不到前途。这个时候经济萧条,我的经济状况欠佳,缩紧腰包的时候,孩子开始有了怨言。我说,你的卡债自己想办法,我没法子帮你解决。Get a job。

这时候“占领”活动蔓延全球,孩子加入行列成为那99%的一分子,抗议那包括了我在内的1%富裕人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没有了羊,何来的羊毛?即便你认为他们好高骛远,或纯粹为了参与而参与,这现象反映了亚洲社会的问题。虽说占领亚洲热不起来,示威的理由背后,究竟是被扭曲了什么?

(本文刊登于19/10/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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