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一个最好的跑车设计者可以设计最优美的形态和速度，但没有设计者可以设计翻车或者撞击中的形态，这个形态确实比其他形态要复杂和灿烂很多，…”这是中国著名艺术家兼维权人士艾未未说的一句话，当时他是在形容中国的艺术形态。 艺术的形态其实和爱情没有两样，说得明白的，就不是艺术，不是爱情。当然，与想不通的爱情一样，有些人整辈子都在研究美学，试图从理论和分析中解剖“美”、了解“美”、再定义“美”。如果“美”是1+1=2，或许大家都可以按照一个方程式达到“美”，根据一个模式塑造“美”。不幸的是，当“美”触手可及时，“美”的泛滥却显得俗不可耐。这个时候，“美”说不定就变成“丑”，那么专家必须重新定义“美”了。 为了深一层了解设计跑车和意外翻车的意义，我决定到新加坡看看《Singapore Biennale》，一个涉及四个展出地点、30个国家和63位艺术家的双年展。Biennale在1959年由法国的文化部长 André Malraux发起，让全球年轻艺术家每两年参与展出和相聚，欧美各国家都举办过此活动。今年是新加坡举办的第三届Biennale，展出地点在Singapore Art Museum、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Old Kallang Airport与Marina Bay。 从早上10点左右到6点半，我一直处于“被设计跑车”状态。何谓“被设计跑车”？这么说吧，艺术作品在适当的地点展出，有专车载参观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时间设计得刚刚好，看完了还有有足够时间喝杯咖啡，却不会太久而令你烦躁。车子准时抵达准时离开，服务人员礼貌周到，展览作品水准一流，环境舒适。换句话说，《Singapore Biennale》整体上是设计优美的跑车，没有瑕疵。加上，参观过程亦被设计了，也算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但是，新加坡先进和前卫的建筑物之间，有另一个世界。大街上的驼背老太太，拖着一车的纸皮，缓缓走过时髦OL面前；老先生的褪色条纹恤衫，和两旁的有机食品店与画廊，格格不入。黑夜的街道，是一辆接一辆载着外劳回宿舍的卡车；巷子里站在楼梯口的性工作者，女性和中性，皆呆滞地等待安抚社会底层的外劳。 这一个世界和李老先生的新加坡很不协调，它处于翻车和撞击中的形态，虽然有点污秽，带几许残酷，但是它是复杂而且灿烂的。看了一整天设计好的《Singapore B...

我有个冲动，想问写了近乎32年时评的杨善勇，偶尔会否对自己的观点感到恶心。但是请别误会，杨善勇是我最崇敬的时评人，也是吾人的恩公，假设他偶尔觉得恶心，我也不希望这点感触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时评圈不能没有杨善勇，没有了他时评圈会很寂寞。老实说，关于恶心的疑问是从读了一篇专栏文章开始的。 话说写了几十年的美国专栏作家Frank Rich于3月1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宣布不干了。他说：『Believe it or not，an opinion writer can sometimes get sick of his own voice。』意思是说，信不信由你，评论人偶尔对自己的观点觉得恶心。 这篇文章开头就描述他自己生平第一次邂逅一个专栏作家的情形。当时他不过11、12岁，有天放学回家的途中不小心掉了皮夹。几个小时后，母亲闯入他的睡房，激动地告诉他，她刚接到著名专栏作家Walter Lippmann家佣人的电话，说Frank的皮夹掉在Walter Lippmann家门前。 读到这里我难免联想到杨善勇，因为他11岁就以“笔尖”这笔名写时评。Frank的母亲当时告诉Frank，Walter Lippmann是个怎样的评论巨人。从此，Frank就开始留意各评论人的专栏，后来还发现当律师的续父，常常私底下提供各种案件的情报，给一个叫Drew Pearson的专栏作家，以换取不可告人的酬劳。 Frank 80年代在《纽约时报》写剧评，90年代开始写政治专栏。他善于把流行文化，如电影、戏剧、文学，和政治时事联系在一起。但是突然间他不干了，不写专栏了，觉得自己的观点恶心了。在 里，Frank认为专栏写作的循环模式，能加强作者原有的想法。因为截稿期的关系，作者必须对不关心的课题发表意见。有时候，作者可能被逼下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Op-Ed是什么？别搞错，它不是“opinion-editorial”的缩写，而是“opposite the editorial page”，就如你现在读着的《龙门阵》，即是“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的专栏。不单这样，有时作者观点甚至不代表作者本人的立场。因为所谓的观点，或许就如Frank Rich说的，是截稿期前拼凑出来的片言只语。但是，它说不定引发一场笔战，战到最后，作者变成了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角色，捍卫着那被逼出来的...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已不再轻信官方的定心丸。每逢危机临于目睫，当官的总是信誓旦旦，不是“不受威胁”，就是“不受影响”，要不然“别轻信谣言”云云，殊不知这意味着人民的风险自担，因为我们总是奇怪定心丸发得那么快，检验过了吗？有副作用吗？会致命吗？ 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矩震级规模9.0，那是3月11日。地震引发了海啸，接着距离地震最近的女川核电厂发生火情，然后福州第一核电厂就发生氢气冷剂器爆炸，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了。 副首相慕尤丁声称大马不受辐射威胁，不该听信谣言，制造恐慌。我想副首相太低估国民的智慧了，虽然说手机和网络的谣言，可信度确实比官方的定心丸高一个姚明的身高，毕竟，大家都尝试在从官方之外的其他管道，寻求最真确和最新的资讯，学习面临灾难应对的方式，了解高科技的日本如何处理核漏事件。若官方的可信度多一个曾志伟的身高，国民就无需这么劳累了。很明显的，国民都深信我们能兴建大马第一座核电厂，所以今天就该赶紧学习应对核泄的方法，因为大马公民一切都要靠自己。 我们的能源、绿色科技及水务部长陈华贵在13日表示，“此事并不影响大马兴建第一座核电厂计划的研究和推动工作”，并表示，“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如果我们拍案敲定，我们将会在2021年建造核能发电厂。换言之，我们还有10年的时间。” 陈华贵叫国人静观其变勿臆测，语气坚定，就差没有拍拍胸膛说妹你别怕，一切包在哥身上。说实在的，我们还有10年的时间，而人民是善忘的，到时候往事如烟，核电厂如愿。 但是，两天后的3月15日，陈华贵没那么确定了，说“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还未决定是否要兴建核电厂”。未决定？我没听错吧？这么一来，去年9月的大马经济转型规划方案岂不显得儿戏？所谓“政府计划在2021年于半岛设立首间核子发电厂，落实核子发电，以节省电能”到底是落实，还是未决定，相信接下来的10年可以反反复复，反正在研究阶段，国民还是别擅自臆测了，等10年再看。 3月18日，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麦西慕插上一脚，声称政府将公开招标聘请公司研究设立核电厂的可行性，然后等1、2年后报告出炉再定夺。问题一，政府将“公开招标”聘请法国、美国、韩国和日本专家，“公开”的程度开口直径有多宽呢？还是未到开口就有小管从旁叉出去了？问题二，说好的1、2年后，是不是等核泄事件降温，报告就不那么重要了呢？ 无论是1、2年或10年，我们...

今天下午的这一场雨，下得忒不是味。手机简讯响个不停，掠过的字眼不是日本就是辐射，怎么，人民突然搭理起核电厂来了。当初说的大马经济转型计划，那10年后我们自己拥有的伟大核电厂，突然从遥远的虚幻，变得越来越近，开始真实可怕。 我在风扇底下赶稿。电脑屏幕上被日本的信息占据了，像海啸一般几乎淹没了整个网络。我的过敏症发作，过敏源是一些扰人的字眼。不，不是8.9这个数字，不是死亡人数，而是核泄。搞笑的是，我怀疑自己中了辐射，我相信那是关心灾难的后遗症，一种短期的神经紧张。雨后的傍晚，自夸比别的流动宽频服务快5倍的那个公司，看来和我一样，也中了辐射，竟然比其他服务慢5倍。 简讯来了，叫我出门带雨伞或雨衣，否则患皮肤癌的风险极高。我想辐射时期我最好别出门，上面书上推特关心社会好了，然后继续转发善意的简讯，警告朋友未知的那一场劫。或者，从网上学习如何应对灾难的100种方法，然后转载，再转载，把脆弱的神经质散发开去，然后看它像饼干一样，碎了撒满地，等蚂蚁涌上去嚼食。 风扇在转，我的思维是那海啸后不寻常的漩涡。如果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和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子反应炉事故”后，世界的核电厂有增无减，日本这次的地震海啸加上核危机，想必也一样，惊吓过后，就是一片死海的平寂，即使夜半有一些幽灵鬼魂，也不足以恐吓贪婪和无知的人。 我让YouTube播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播完按replay，再replay。像所有人们错误的抉择一样，犯错了再犯一遍。“是你的红唇粘住我的一切/ 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 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 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地震不是不可预测的吗？辐射不是不能臆测的吗？还是甜言蜜语可靠，它坚贞不渝，是甲状腺癌、是白血病、是辐射时期产下的畸形婴儿，它同时是你知道是谁发放的定心丸，因为核电厂2021年才启用，我们还有10年时间。 看着缓慢的网络线路，想着第一世界的宏愿，倒不如诅咒那5倍速度的谎言算了。哪家宽屏公司都一样，广告的承诺是甜言蜜语足以改变季节。甭和世界竞争，甭等茉莉花开，我们建核电厂就好了，建稀土提炼厂好了，然后大家一起见证，2021年的那一场血。 （本文刊登于16/3/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今晚在《“流放”纪录片巡回放映会》的308的开跑讲座上，主讲人周泽南说了个很不好笑的笑话。他说，他去年在某学院教媒体系学生纪录片的时候，播放了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Capitalism: A Love Story》，怎晓得大部分学生看不懂。 熟悉Michael Moore的人都知道，他的纪录片反映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主要原因是他对社会和政治的触觉敏锐，善于挖掘具争论性的议题。比方说他那部《Sicko》，说的是美国医药保健保险的弊端。他穷追猛打，揪出许多从中牟利的人，爆出保险公司内部的利益关系，包括牵涉其中的无数个政治人物。他同时比较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免费医疗服务，更甚的是，他居然带一群付了保险费却得不到医疗的美国病患到古巴去，在古巴获得一流的医药服务。病患居然发现，在美国卖120美元的药，在古巴售价仅0.05美元。 为什么我要用一段字来描述剧情呢？一，我要指出Michael Moore勇敢挑战一个本来很枯燥的课题；二，Michael Moore够胆子揪住高干和政客不放，即使他们躲避他；三，他拥有记者应该具有的主动挖掘课题精神；四，他的纪录片具有丰富的资讯，但不乏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五，我还没说的是，他习惯在纪录片自问却不答。他在关键的时刻问个问题，令观众莞尔后，自个儿来个小结。在更关键的时候他又问个问题，叫观众恍然大悟，自己来个总结。换句话说，Michael Moore能在纪录片中和观众互动。 所以，周泽南的笑话本来很好笑，因为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一针见血，看的人会爆笑，会流泪。如果学生看不懂，真的非常不可思议。但是，这笑话同时很不好笑，因为这显示我们媒体系学生的素质和水平，不过和曾志伟一样高。 无可否认，纪录片是一种极佳的新媒体。为什么？因为全马大约只有30%的人上网，这些人能从网络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获得主流媒体被压制的讯息。但是，如何才能触及其他70%选择不上网或无法上网的人呢？在媒体受监控的环境之下，这70%的人如何得知真相？ 纪录片除了可上载网络供在线观看或下载，同时可印制成光碟派发。更好的是，在各城市和乡村放映，尤其是被冷落和忽略的郊区。当片子探讨的课题和当地的居民有关，居民容易产生共鸣，一起观赏还能凝聚力量，很可能化为实际的行动。可是，一旦课题说不到观众的骨子里时，加上没娱乐性，请问谁会主动到放映的场所观赏...

近日人神共愤，因为频频流传着虐狗虐猫的视频和新闻。我不由感慨，人失去了人性，才会虐待动物，尤其是猫猫狗狗这种讨人怜爱的动物。令人欣慰的是，大家都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想尽办法揪出罪魁祸首。 今天看到虐猫女现身道歉的新闻，发现因她虐猫而愤怒，再把愤怒付诸于行动的人，还真不少。据报道，有人传恐吓和咒骂的简讯给她，有的则在社交网络讨论如何拿她的命。当然，我不能说这算是建设性的行动，但我不能排除它惩罚的力量。 加上，新闻刊登了欧阳捍华和非政府组织人士交涉的相片。图中欧阳捍华淡定地微笑，《雪隆关怀与爱护动物协会》的主席却非常激动，说：『你在庇护她，我就是要见她，我不会打女人，但我会叫女人打断她的手脚，就好像她对那只猫般。』当时，我居然笑了。我不是冷血，也非嘲笑，相信我，我笑的理由比较复杂。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写了 后，我一直都不死心，想找出原因，为什么like这么容易，行动却那么难。于是，我踏破铁鞋逢人就问，希望上天开恩赐我答案。我问，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才会从面书like的层次，提升到用行动like的更高层次。比方说，帮醉倒在街边的流浪汉处理他住宿的问题、帮几十年来为国付出的人申请公民权，这类表面枯燥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事情。 有的朋友说，大佬，我要搵食，边度得闲啦。有的说，我能够做的，就是出钱而已。也有人认为，找个大后台，出钱聘请社工办事最好，但是他本身没有时间，也没条件当那个后台老板。这么巧，有个朋友说，我没有热诚做这么伟大的事，不过我会帮狗狗猫猫，因为它们很可怜，它们无法为自己伸冤。 这就是为什么我笑了，人比较容易为狗狗猫猫激动感动接着行动，部分原因是它可怜兮兮的样子，叫人于心不忍，但是换着是人就不一定这样了，变得有很多顾虑，包括时间、金钱、和兴趣。当然，这种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国家保障人民不力，否则我国就不会有这么多枯燥却燃眉之急的事务，等着自愿人士去处理。 最后有个小朋友说，其实我们很想做些什么，但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活动，有什么可以做。你们来学府告诉我们好吗，我们都是热血青年。看来，从不动、被动到主动，势必从走进校园开始，like才能主动走出来。 （本文刊登于9/3/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一般人有个错误的观念，总以为女人在职场打拼就是踏入社会，在家相夫教子即是离开社会，至于那些煮菜打扫看小孩，同时在家做平面设计、网上卖情趣用品、教补习教游泳教瑜伽等等的女人，不知道算是老几。 首先，社会不等于职场，职场不等于社会。一个女人为了任何理由而离开职场，无论是相夫教子，或赚了一大笔索性翘起二“娘”腿享福都好，她离开的是职场，那是一个赚钱、社交和满足个人欲望的地方。 但是，她从来没有离开社会，不可能，也不能够。她只能选择逃避社会，选择性不关心社会，不参与改变社会的任何活动。然而，她还是活在社会里，唯一的分别是，与其主动贡献于社会，她是处于被动的位置。无论好坏，她选择接受社会的现况，而不主动参与作出改变。 事实上，即使你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不表示你在社会上是个有用的人。你可能把自己封闭在个人的生活里，每天在职场的付出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你不知道茉莉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哪一个财主在国外开了49间公司，为什么咖啡比昨天贵了20仙等等。也或许，这些事你都知道，但是你在接收资讯的同时，不打算好好思考，再付诸于行动。慢慢的，你不过是社会上的一张沙发，摆在那儿给人坐，一直被坐到烂了，也没想过倒过来做个选沙发坐的人。 有些人听到政治掉头就走，死脑筋地认为，只要不把政治挂在嘴边，政治就不会来烦她，却不知道政治是她呼吸的空气，政治被污染的时候，即使她选择掉头就走，空气还是那么的污浊。换句话说，社会与政治无时无刻都处于互动的状态，无论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你都置身于社会里，只要你活着的一天，就不能离开政治。 最后让我告诉你，家庭和职场是社会的一部份，而社会本身概括了更大的层面，若把思维锁定在家庭或职场这两个范围里，女人或男人都一样的自我封闭，最终把家庭和职场放大，让它占据了人生的一切，才会产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 当然，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哎哟，我能做什么？其实，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身边有不少你有能力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活动欢迎你参与。世界那么的小是因为你的视野套上了框架，离开了家里的沙发，离开了办公室的椅子，你才算从社会重新投入社会。至于沙发和椅子嘛，一直都会在那，根本无需放弃它们。 （本文刊登于6/3/2011《东方日报》仁生文化广场）

这年头很少人谈主流与非主流了，“cult”也不再是一个很酷的名词。那时候，艺术、文学与电影推崇另类风格，说白了，就是和商业化的作风不一样。非主流的出发点往往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对主流的庸俗，甚至媚俗，作为反思的产物。若非主流的拥护者超越了小众的范围，它便取代主流，最终成为主流。 回想80年代Apple Macintosh掀起的cult风潮，用Apple Macintosh电脑的人都有一个款，就是忒拽。虽然如今苹果电脑比以往普遍，但是放眼人人手中一部iPhone的景象，说明了cult阳光的一面，视乎其窗户够不够多，方向多不多面。 但是，前提是，非主流或cult本身，是否有成为主流或时髦的意愿。 主流和非主流当然不限于艺术、文学与电影，或科技品牌。我们有主流思想和非主流思想，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范畴。但从这两者延伸出去，无论主流或非主流，各种思想所作的学术研究，最终通过什么管道和方式发表，决定了它是否有成为iPhone的潜质。 比方说，出版和办讲座。有些学术研讨会上那些突破的主张，一旦走出会场，所有热腾腾的言论瞬即冷却了一半。有时候，讨论的内容没有发表在网络，或印刷成硬体出版。即便是发表了、印刷了，它往往发表在小众的网站，或印刷了摆在桌面上和书架上蒙尘，等待下一个晒书日。 或者，办研讨会和讲座总是同样的几个团体，场所来来去去都是同样那两个地方，结果参于的人和观众还是那一众，谈论的调调还是同个音阶。虽然讲了很多，听到的人却很少。 事实即便如此，许多学者还是十分满意。虽然不自觉，那是cult的心态作祟，但是不自觉的也是，有cult的心态不表示就有cult的本钱。 若言论思想只局限于小圈子里，得到圈子里小众的支持个推崇，然后继续以相同的方式发展下去，借一个朋友的说词来形容，后果就是“近亲繁殖”。至于长期近亲繁殖的后果，维基百科说会“增加不良隐性性状的基因表现，导致近交衰退”。 当然，小圈子是个安全区，一来省时省力，二来减少面对无法预测的敌对挑战。换句话说，比较容易长期置身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但是，任何思想和活动的成功，是看它在小圈子外的票房价值高不高，能否打通天罗地网，笼络普罗大众的心。 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于生存的硬道理》，李光耀说他有一组能干的人，他们能从多角度去看待任何事，就像Rubik’s Cube魔术方块一样。...

我们大抵上都遇过一个自己爱的人，对方很可能很爱你，然后你们相爱了一段时日，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或者是十几年也说不定。然后，麻烦来了。 你们有一方觉得双方缺乏火花，于是想点子搞点情调什么的。老套的，就找个比较暗的餐厅用餐，想营造前戏的气氛，自己想像晚餐后上演的戏叫烈火青春。怎晓得，他点了菜，整晚握着手机发简讯，眼角也没瞧你一下。而你也因无聊，不得不用手机上面书，和朋友打哈哈。这样的一个夜晚过去了，钱花了不少心还有点疼，但心里对即将上演的戏还抱着一线希望。结果回到住处，他说，啊，我还有一些事务要出去和朋友谈。草草亲了你一口，走了。 或者，你们每天下班回家，他在电视前坐了一个晚上，你因无聊不得不上网闲聊。一对曾经相爱的人，各自忙自个儿的事，情侣关系开始趋向室友关系，生了嫌隙，偶尔浮起分手的念头，只是不敢想得太多，太深，因为害怕改变原有的习惯，毕竟，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 熬着熬着，有一天终于熬不下去了，每段变酸的关系总有一个负心人。虽说感情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但是分手的理由往往是一方的冷漠，而冷漠的理由总是因为“我不懂得”。 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表达。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你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当然，咋听之下，冷漠不是错，不止不是错，还很无奈，因为我不是故意“不懂得”，我本来就不懂得嘛。 因为相信“不懂得”这蠢话，而觉得分手会伤害对方，良心过意不去，结果留在麻木的男女关系里，锁住情感，冷冻欲火，继续欺骗自己。表面上是感情经得起考验，其实是向世俗观念妥协而放弃自己。本来就是嘛，“不懂得”是个惰性的借口，因为懒得用行动去爱，而允许爱情逐渐淡化，却紧紧守住一个惯性的说辞，安慰自己，蒙蔽对方。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不懂得。 （本文刊登于HQ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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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弱点，就是不能看到别人受苦，看了会怜悯、感动、难过。但是许多人没察觉也不自觉，这种感觉是选择性的。比方说，“受苦”在各种客观因素的衬托下，若果效果够好，感动便更强。但是，当“受苦”赤裸裸地曝露在大太阳底下，你也许嫌它丑，嫌它臭。 试想，你赶路上班去，途中突然一阵臭味扑鼻，一个脏兮兮而双眼爆血丝的乞丐迎面走来，伸出手跟你要个零钱。你的反射动作是闪，有多快就多快，有多远就多远。可是，当年《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Steve Lopez把一个懂得拉大提琴，但同样脏兮兮的无业游民Nathaniel Ayers，写得如天使一般，许多读者感动了，纷纷掏腰包帮他，结果故事拍成了卖座的电影《The Soloist》。 要是Nathaniel Ayers不会拉大提琴，要是Steve Lopez没有把他写得传神，Nathaniel Ayers将会和其他流浪汉、乞丐、无业游民没有两样，你看到就捏鼻子闪。 《国王的演讲》获8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无论剧情多棒、导演多强、科林费斯的演技多精湛，归根究底，它利用一个皇室贵族口吃的弱点，打动人心。在乔治六世高傲的表层下，其实自卑得可怜兮兮。因为人类爱偷窥的本性，英国乔治六世一结巴，怜爱在各位心里结成了疤。 如果回顾过往奥斯卡的小金人颁给了哪部片子，就明白人性的弱点占了多大的决定要素。2008年《Slumdog Millionaire》把来自印度贫民窟的少年放大，世界才开始关注印度贫民窟的小孩的教育问题等等。2002年《A Beautiful Mind》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翰纳许的精神分裂症放大，观众才会同情这个数学天才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1989年《Rain Man》，因为患上自闭症自称Rainman的雷蒙，观众才认为自闭症是ok的。 在卡拉ok被逮捕的外籍性工作者，好像货物一般，肩背上都被警员标上了号码，你看到了可能会说该死的，好做不做，去卖淫。但是，若媒体为一个长得很标致的性工作者做采访，道出她可怜的身世，工作的时候被粗暴对待，你搞不好会改观，同情她，想为她做一点什么。 换句话说，可怜若用得恰当，它能够引起大众关注一个议题，若发挥得淋漓尽致，搞不好事半功倍。相反的，你也可以利用大众的怜悯之心，以达到个人目的。但是，很多时候，人们都心甘情愿被忽悠，宁可看到加码的可怜，而不愿意接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本文刊登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