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盗窃，张爱玲团圆

曾戏言，若我有间书店，来了个偷书贼，我会静静地让他带着书走，不怪他。爱书爱到偷这地步，送书给他都来不及了，怎会逮捕他。至于画呢？这我倒没仔细想过。画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画只有一份，除非是海报式的复制版本，那反而不值钱了。偷画等于偷著作原稿，试想：偷罗浮宫里的莫娜丽莎，简直相等于偷宋以朗手上的张爱玲《小团圆》手稿，罪不可赦。

毕加索有句名言：『小卒抄袭，大师盗窃。』（Bad artists copy, good artists steal.）毕加索的名气之大，即使无法辨认红色与蓝色之别的色盲也认识，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孰知将近一百年前发生了一宗不可思议的盗窃案，默默地在巴黎罗浮宫微笑的莫娜丽莎不见了。而这宗传奇盗窃案的其中一个嫌犯，居然是堂堂有名的毕加索！

那一个1911年8月21日的星期二早上，罗浮宫一如既往的打开大门。一名叫Louis Béroud的画家带着他的模特儿来到展览《蒙娜丽莎》的Salon Carré，吩咐模特儿站在《蒙娜丽莎》的保安玻璃框前对着反影梳妆。他打算动笔画一幅作品，嘲讽罗浮宫新装置的玻璃框令人看不清楚画作。这些日子来，许多人争议着挂在玻璃框里面的《蒙娜丽莎》是否伪作。偏偏这时候墙上挂的仅仅是四支钢钉，于是Louis追问管理员蒙娜丽莎上哪去了。管理员耸耸肩，说：『也许带出去拍摄了，您耐心稍等吧。』

Louis等了三个小时，管理员才急了起来。警方搜寻罗浮宫225间房皆不见踪影。后来模拟案情发生过程，发现从墙上把画取下耗时五分钟，若博物馆工作人员仅仅需要六秒钟就行了。

罗浮宫为了这件事关闭一周。就在重开的8月29日当天，巴黎日报的头版刊登：『小偷带给本报罗浮宫失窃雕像！』原来穷小子Géry Pieret把他从罗浮宫偷来的雕像，以250法郎卖给巴黎日报。Géry Pieret和《蒙娜丽莎》失窃案没关系，但是他是诗人兼画评人Guillaume Apollinaire的秘书。而Apollinaire和毕加索是一个反传统的画家与诗人组织La Bande de Picasso的头目。

原来这事之前，毕加索从Pieret那边买了两个从罗浮宫偷来的伊比利亚雕首，Apollinaire不由自主的把《蒙娜丽莎》的失窃案联想到Pieret，和毕加索一块慌了起来。9月5日那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他俩带着一个笨重的手提箱一路走到塞纳河畔，欲把雕像丢进河里。可是两个小时后，又把满满的箱子提回家，不敢扔也不舍得扔。

毕加索热爱这两个伊比利亚雕首，爱之深至入图，他的名画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其中两个人像显现这两个雕首的容颜。这幅画一直被视为立体主义（Cubism）的前驱。若非毕加索日夜把玩雕首，可能就没有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这一幅伟大的作品了。

两年后《蒙娜丽莎》找回来了，盗画贼是罗浮宫一个意大利籍员工。当时法国与意大利关系不太好，盗画贼在意大利反而成了英雄，盗窃战利品《蒙娜丽莎》也在意大利各地展览后才归还罗浮宫。

说到若偷宋以朗的《小团圆》手稿罪不可赦，宋以朗擅自出版《小团圆》的行为又如何定位呢？当年张爱玲把《小团圆》的手稿交给好友宋淇夫妇，跟着在一封信里说『《小团圆》小说要销毁』。后来两夫妇去世，遗稿顺理成章的到了儿子宋以朗手上。宋以朗和文学扯不上关系，偏偏就他拥有文坛奇女子张爱玲的遗物。

经过几番斟酌，宋以朗最终决定出版《小团圆》。今年三月皇冠出版社以一朵大大的粉红花作封面，揭开张爱玲粉红的秘密。华人社会对张爱玲的私生活感兴趣，偷窥的心态使《小团圆》这部自传小说注定轰动文坛。

《小团圆》没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凭胡兰成在《今生今世》的一面之词，揣测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爱情和恩怨。如今张爱玲赤裸裸的公开她的故事，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看她深爱的风流才子。她毫无保留的承认对母亲的嫉妒与怨恨，公开家族的同性恋关系，甚至自揭在纽约堕胎的残忍一面，当然还有令人津津乐道的大胆性描写。

若宋以朗真是违背张爱玲原意出版《小团圆》，其实和盗窃也没两样。盗窃到了当年的意大利人手上，开成两国对峙的花政治的果。可盗窃到了毕加索与宋以朗手上，却化为艺术的新篇章。毕加索盗来启发的创作泉源，宋以朗窃的是文坛待填补的空白片段。如今一切皆圆满，艺术与盗窃相得益彰。

（本文刊登于19/4/2009《东方日报》文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