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4日星期四

砂拉越才是我们最致命的伤

《砂拉越报告》网站和《自由砂拉越电台》的幕后推手通过《伦敦标准晚报》公开身份,大家没有不惊讶的。一个英国女人为了250万砂拉越人民的权益,“舍身”揭发泰益不可告人的秘密,究竟是为了什么。更何况她是英国前首相布朗的弟媳凯丽(Clare Rewcastle Brown),这样一个身份不简单的女人暗地里进行着一项隐秘的任务,究竟是为了什么,即使好奇害死猫我们还是得好奇一次。

想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砂拉越人剥削了砂拉越人的权益,反而要一个外国人奋不顾身来为砂拉越人讨回一个公道。不但如此,谁听说过做好事要躲躲藏藏的,偏偏凯丽不止要躲,她还接过死亡恐吓,如今不得不选择公开身份,全是因为不想像罗斯波耶(Ross J Boyert)那样死得不明不白。

日前布鲁诺曼瑟基金会(Bruno Manser Fund)公布泰益家族横跨8大国的49间公司,主流媒体很灵巧地飞跃而过,不留痕迹,朋友你说这伐木的生意不止令人忘我,还忘了你啊。去年10月,曾经在泰益家族持有的美国产业公司Sakt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担任首席营运员的罗斯波耶,因为和泰益家族成员闹得不和,一拍两散后,随即揭露泰益家族的财富,后来就离奇地死在洛杉矶的酒店房内。这是利益政治和好莱坞色彩综合起来的真人真事,但是有血有泪的不是观众,而是被剥削的砂拉越人民,尤其是原住民。

根据《伦敦标准晚报》指出,泰益家财万贯,很有可能比汶莱苏丹还要富裕。汶莱苏丹的金库可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富翁敢媲美的,更甭说超越他了,可见泰益的份量不小。泰益的财富究竟来自何处?也许《伦敦标准晚报》的报导道了一点什么。报导指出,《自由砂拉越电台》的达雅族主播通过电话和村民进行访谈,想了解土地被掠夺的实情时,凯丽要求主播Papa Orang Utan(Peter John Jaban)问个明白,是不是泰益抢了他的地?下回竞选,他会投谁的一票?

凯丽在砂拉越出生,8岁才到英国前。忆起小时候她母亲带她到森林里的情景,她说,当时砂拉越雨林有着3千种树木,1万5千种植物,420种鸟类和221种动物。由此可见,年幼的凯丽见过的森林很可能比Avatar还要Avatar。38年后她回到砂拉越,回到热带雨林,凯丽却被吓坏了。显然,所有伐木和掠夺土地开辟油棕园的活动,不止破坏了雨林,更干扰了原生态。如果你亲眼目睹原住民的耕地被大集团掠夺,你会怎么做?

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身份不凡的英国女人,愿意把自己献给一片不属于她的土地。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只觉得羞愧,30年来一个独裁者把我们的砂拉越同胞榨干,我们居然让一个外国女人来救我们的漠不关心和无知愚昧。殊不知在呼喊着改变政权的时候,砂拉越才是我们最致命的伤。

(本文载于《当今大马》24/2/2011稿)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还当真以为自己为国为民做了事

我周遭的大部分人有个心态,就是喜欢通过自己的想像来肯定自己,马来话叫做“syok sendiri”,中文是 “自我感觉良好”。

比方说,最近我看的一场音乐会,其中一个节目找来了十多位女士,当弦乐队忙着演奏曲子时,她们在台上左右摇摆晃了很久,曲子快结束时才啊啊啊的哼十几个小节。称她们为和音似乎太小看了她们,说她们是主音又实在说不过去。后来,听说她们在演出之前花了三个小时上妆,睫毛膏厚得能在睫毛上挂大衣。她们过后为了自己的妆扮自豪,还当真以为自己唱得很好,而我差点忘了她们上台的目的是唱歌。

不是说化妆不好,只是观众既然是来听音乐会,演出者把歌练好唱好,观众感觉自然良好,如果把妆化得再漂亮,歌却唱得不怎么样,感觉良好的恐怕只有自己了。

这些天,网络的朋友都在面子书上透露自己多么关心中东的民主运动,也有一些人感慨为什么大马不能效仿。我不知道大马是否需要一场革命,因为许多人都舒服地坐在冷气房电脑前上面子书,看来大家都觉得大马没什么革命的必要。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到茉莉花开,心里会充满感慨?既然感慨了,为何不愿走出门外种一棵茉莉呢?

别以为从社交网络开始,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浪潮波及利比亚、摩洛哥、巴林等国家,只要我们在面子书上喊喊口号,彼此相like一番,自由民主就会自动登门造访。中东网民在网上召集人马,最后走上了街头,在短短的时间内推翻独裁者。只不过,大马人最怕乱,一提到乱心就慌,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一旦开启电脑上面子书,本来一个巴掌拍不响,结果你一句我一句,大伙越讲越起劲,革命在网上开始,最后网上结束,事后大伙关机睡觉。

我不懂革命,我只知道,对任何事情不满,绝对不是光说不做就能解决的。有时说多了,like多了,在网上闹得热腾腾的,还当真以为自己为国为民做了事,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我想说的是,关注一件事没有什么不好,引起别人关注同一件事也没有问题,但是愤怒了感动了掌声过后,若不能实际地做些什么,还没话可说,但是like到产生幻觉,认为已经为改变而作出实际的贡献,就不太好了。

(本文刊登于23/2/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2011年2月17日星期四

变从夺取密钥开始

2月17日,安华在他的博文引述了一个读者的话,大致上是说,安华不是天使,然而,步向布城的必须是他,因为怎么说都好,“烈火莫熄”是安华激起的运动。但是,即便他拥有了开往改革的所有小钥匙,他也无法成功地实施他提倡的改革政策,因为关键在于那一把密钥。如今,改革受阻是因为密钥在别人手中,而持密钥者正是改革的最大障碍。

是的,安华不是天使。这位读者认为,除非夺得这一把密钥,否则所有的小钥匙都无法开启大门。只要把不是天使的安华送进布城后,改革才真正开始。到时,改革能培育出无数个魅力领袖,在恰当的时机之下,他们就可以取代不是天使的安华,继续推动改革运动。

这个说法说明了即使《安华不能当首相的50个理由》的50理由多么充足都好,依然势必把安华推进布城,因为对“符号”信仰者而言,安华已经是一个改革的符号,而他本尊的实力实际上是不是如他言,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安华深受西方爱戴,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是一个符号。在宇宙所有东西都建立在相对立的基础下,当马来西亚的人权指数江河日下时,和纳吉相比,安华的价值观和想法比较接近西方的观念。根据Tom Plate的《Doctor M: Operation Malaysia,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mad》点出,安华的西方仰慕者中,除了美国媒体,还有克林顿政权,和屡屡著文狠批目前大马人权、种族主义、纳吉政权的前美国驻马大使John Marlott。

换句话说,安华不是一个天使,但是他是一个符号,代表了改变。人民在不满当今的政权下寻求改变,即使对方拿手电筒直照安华的肛门羞辱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改革用不上肛门。密钥是用来开改革之门的,又不是用来开肛门。

2月16日《华盛顿邮报》有一篇前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文章, The Future of Democratic Egypt,探讨埃及的前景何在。当年穆巴拉克执政后,不但没解除紧急状态法令,反而利用法令逮捕了反对党的Ayman Nour 。赖斯的文章指出,穆巴拉克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显然是目前最有组织的政治势力。然而,他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执行世俗或极端的穆斯林教义?埃及是否会有一个公平和民主的选举?赖斯认为,这还是个未知数。

是的,所有改革都是个未知数。但是,什么政治理念都显得没有意义,除非取得密钥,改革的政策才有实践的可能。即使它只是个“可能”,总比没有机会拥有更多变数。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浪潮波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异议分子取得了密钥,我们才有机会对其前景拭目以待。许多大马老百姓有个消极的“咖啡店”想法,就是万一民联取得政权,局面会“乱”。这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恐惧症,虽然这世界上没有天使,安全感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假象。安全感和糖果一样,在舌尖甜了过后就会溶化。如今,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变,因为变,才能创造无限的可能。

(本文载于《当今大马》17/2/2011稿)

2011年2月16日星期三

马哈迪的两只魔鬼

有一种人,很在乎身份认同这回事,举凡说,一个血统身份不明确的人。他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英国人、依班人等等,也就是说,他的血液里流着两种以上的血统,因此族群身份对内对外都不能有一个鲜明的交代。虽然关于一个族群的血统到底能多纯净的争议,还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但我们暂且搁置一旁,因为那是题外话了。

这一种人,为了使自己融入一个部落,他想尽了办法,依然于事无补。最后他选择为这个部落粉骨碎身,誓不相舍。换句话说,他捍卫一个自己不全是的种族,拐了个身份来为自己找个定位。

但是他不自觉的是,他被第一只魔鬼缠上身了,这只魔鬼叫种族主义。

从他1970年所著的《马来人的困境》,到2011年2月12日《马来人的困境》研讨会上的演讲,马哈迪这些年来都无法摆脱心中的阴影,走不出族群身份认同的困境。据《当今大马》报道,在这场由亲土著权威组织举行的研讨会上,马哈迪敦促马来人勿畏惧被标签为“种族主义”者而不敢捍卫本身的利益。

从Tom Plate著的《Doctor M: Operation Malaysia》第59页的一句话,就明白马哈迪无畏无惧是因为他了解政治游戏的操作模式。“You know, in politics,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of trying to kill your opponent is to give a label to him。”当然,他有份参与拟定这个游戏的操作模式,他甚至为了标签自己为马来人而不惜代价当个魔鬼,把原来的自己给杀死了。

他自夸,“讨厌我的华人和我合作,印度人和我合作,马来人对我处理与华人的关系相当满意。”他自认保护了马来人的权益,同时照顾了非马来人的权益,用他的话来说,是“During my time, there were no racial clashes。”没有种族冲突?这就轮到马哈迪的第二只魔鬼上场了。

马哈迪的第二只魔鬼是粉饰第一只魔鬼的产物。他打从心里知道,第一只魔鬼形象不讨好。于是,他的第二只魔鬼无时无刻在他耳边轻呼,说服他自己是个“let’s-all-live-together multicultutalist”,既是“让我们和睦相处的多元文化主义者”。

你可以说第二只魔鬼的存在,是为了使第一只魔鬼感觉良好。你也可以说,第一只魔鬼的存在,是因为缺乏族群认同。说白了,马哈迪自卑和害怕。他因此制造了两只魔鬼来克服那不再隐秘的弱点。

“Muslim fundamentalism must let me be moderate。Having accepted that,my dealings with the non-Muslims become very easy。” Must let me be?再说白一点,马哈迪由始至终不过是自欺欺人。还不如某个领袖爽快,魔鬼就魔鬼,你吹?

(本文刊登于16/2/201《东方日报》龙门阵)

2011年2月10日星期四

作为一个俗不可耐的旅客

我是个不太喜欢旅游胜地的人,特别是在公假期间,一来名胜都被旅客惯坏了,不是景点俗不可耐,就是旅客俗不可耐。二来我怕人多,公假原本打算好好休息一番,结果不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被人潮气得即急又败且坏。

不过春节期间总是百般无奈,有一些传统项目即使你想不搭理,它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搭理你,比方说,和家人共度这段黄金时光。在我的家人的美好度假概念中,下榻的旅馆要有品质保证。什么叫品质保证?就是舒服的房间和吃不完的自助早餐,如果在槟城,Batu Ferringhi一带的旅馆就是这么一回事。

记得n年前的Batu Ferringhi秀色可餐,是学生上生理课实地考察的好地方。有人说,槟城海滩不一样了。我穿过旅馆两边喧闹的游泳池,想起这句话,走到不是金色的沙滩上,我的眼睛告诉我,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海边什么鸟都有,只是这里没有洁白的海鸟飞翔,海滩上一片黑压压的还不是乌鸦呢。

听过一个真人真事,说一个中东来的小弟弟走失了,慌张得四处找妈妈。可是所有的妈妈都戴着黑头巾穿着黑袍,矮小的弟弟抬头一望全都是妈妈。如今Batu Ferringhi是中东旅客的天堂,沿海的餐馆卖的皆中东食物,夜市里的黑袍使得夜更黑。

我带着女儿好不容易找到一小片沙滩坐下,她开始堆沙筑城堡,我翻开书尝试实习慵懒。正当我甫进入状况时,一个晒得黝黑的老头猛对着我喊,手作刀割脖子状。我抬头望,只见一庞大帆伞当头就要罩下,那一根绳子在面前横叉而过,我抓起女儿的手掉头就拼死命跑,算是逃过了一劫。

接下来几天我们终于入乡随俗,明白了Batu Ferringhi海滩上的操作模式。这不是个给人实习慵懒的海滩,它被水上运动的商业活动垄断了,水上帆伞和water scooter纵横交错,偶尔飞过的帆伞吊着一只乌鸦,在空中摇晃。这春节期间甚至有一起water scooter失控事件,撞断一个中国女游客的腿。第二天星报大大的标题写着:“Watersports Banned”。

那天早上海边特静,黝黑的老头望着茫茫大海一脸的迷惘,而我,终于可以坐在海滩上透一口气。渐渐的,远方出现了水上帆伞,后来water scooter陆陆续续地浮现海面上。我只好收拾东西,拖着女儿的手,离开了海滩。

(本文刊登于11/2/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非实体的古早味

多年没到槟城了,抵达槟城听到当地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前国阵做了什么?现在林冠英帮我们赚了几多钱你知道吗?』基于一种莫名的报复心态,好像过年踹了人一脚,痛快。

华人金钱挂帅,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像谈恋爱一般,谈政治理念总是初衷,不贪婪而廉洁,最终能够帮人民赚到些钱,这样的恋爱才不浮夸才叫踏实。

夜间当地朋友带我吃粿汁,我这半个潮州人很不好意思,因为生平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端食物来的时髦小子抛下了一句“古早味”,这样的福建话,听了不喝就醉了。

槟城放眼一片富裕的景象,即使一些古老的建筑物已破旧不堪,它就是大剌剌地搁在那儿什么都不做,不愁少了多少平方尺所谓的发展。用古早味来形容槟城最贴切不过,但是槟城的古早味是用现代城市的方式紧紧拥抱着的。

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保护历史遗迹的方式比较,槟城用的是华人商人的方式来经营古早的韵味。然而韵味不会长存,除非有一定的品味和专业知识,确保发展的同时不跨越遗迹保存的底线,还能保存不是实体的古早味。

何谓非实体的古早味?比方说,我吃的那一碗粿汁,十年廿年后它的味道不变。或者是到处留名的“三轮车大醉侠”,除了在各处留下芳名,一个宽容的城市才能纵容这么一个三轮车夫的浪子气质,如果遇着有眼光的人,谁说这不算是行为艺术?

看了千篇一律其他城镇路边用洋灰塑成的本地水果,槟城的品味的确高了一等。但是如“慎之家塾”变成峇峇和娘惹的展览馆未免可惜了点,毕竟珍贵的还是人影稀疏的祠堂,和祠堂的历史背景。经营“慎之家塾”的有关人士选择用一些峇峇和娘惹的日用器具和服饰来吸引参观客,未免把本地人弱智化了,即使不误导外来的游客,也把中心点转移到次要的主题上。反而是祠堂里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说明,只是简略的写着郑景贵这位海山派老大的一点事迹,摆设的相片人物亦没有注明和郑景贵是什么关系,更没说明建筑属哪个区域的设计特色。

姓周桥两年前的春节期间,一场凌晨火灾烧毁6间木屋,这时走在桥上已见消防栓,做了适当防火措施。只是消防栓曝露在显眼之处,和周遭的景色格格不入,其实可以稍微花点心思把它们隐匿在协调的建设里,再加以注明以供紧急时触手可及。姓氏桥可见民宿的萌芽,还有“初恋红豆冰”的指示牌,倒也无伤古早味的大雅,反而有助水上人家把独特的生活方式传承下去。但是,看到四周木制的走道和居家,姓氏桥的确需要长期有单位拨款协助维修。

老实说,槟城在保护实体历史遗迹这方面,远远超越了本国的其他地区,包括马六甲。但是不浮夸而踏实的恋爱,不是几栋洋房和可观的存折就能天长地久的。除了保护难能可贵的建筑,保护古迹的专人嗅铜臭味之余,不妨深入民间嗅一嗅古早味,因为有些东西一去就不复返了。

(本文载于《当今大马》9/2/2011稿)

当艺术被政治非礼

我向来都不太喜欢朗朗,因为他弹奏时动作太夸张。在白宫接待胡锦涛的国宴上,和他四手联弹的Herbie Hancock,却是我非常仰慕的爵士乐大师。我收集了大部分Herbie Hancock的录音,而完全没有一张朗朗的专辑。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为了朗朗的曲目,发表了一封致美国国会领袖的公开信,质疑朗朗演奏《我的祖国》的动机。他开头就这么写道:“尊敬的朋友:有一件让我也感到羞辱的事情,不得不告诉你们。”啊,魏京生“也”感到羞辱,表示他假定美国人因此感到羞辱了。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朗朗的部落格(www.langlang.com/news)观赏这场演奏。虽然我本人不怎么欣赏朗朗,可是总觉得这些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老爱板着脸做人,深怕不提中国有阴谋,大家就会忘了他们异议分子的身份。

魏京生在信上说,“我听了一下,大吃一惊”,因为《我的祖国》是共产党宣传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曲,魏京生指胡锦涛借一首抗美援朝的歌曲,在美国人的地盘羞辱美国人。但是朗朗在他的部落格上,坚称美国与中国都是他的家,这两国同时造就了他。

其实朗朗自13岁获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第二年前往美国进修音乐后,他已经不属于中国了。以他目前在乐坛的地位,说他需要巴结胡锦涛,令人哑然失笑。说他受中共威胁,也太不可能。说魏京生迫不及待发表公开信打煽风点火巴结美国,还有点可能。后来朗朗在部落格上写道,选《我的祖国》作为他曲目之一,纯粹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而没有其他原因。

有人因此而怀疑朗朗的动机和智商,却没有人相信一个音乐家可以为了优美的旋律,而不顾及其他因素。当晚朗朗弹了这首曲子,并没有人演唱。谁说歌曲去了歌词,就不能是一首独立的曲子呢?如果旋律有政治动机,那乐理可以重写了,分类为共产主义式旋律、社会主义式旋律、民主主义式旋律、羞辱式旋律、降伏式旋律等等。

有些人认为艺术家没有政治观,作品逃避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有些人则认为艺术不应该牵扯政治,因为它出污泥而不染。其实艺术根本不需要勉强,只要艺术家本身关心社会、国家和人类,他的作品自然会因个人拥有浓厚的政治、社会和人文背景,而彰显一股超越人为的感动,那才是不同文化和主义的桥梁。

(本文刊登于2/2/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