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砂拉越报告》网站和《自由砂拉越电台》的幕后推手通过《伦敦标准晚报》公开身份，大家没有不惊讶的。一个英国女人为了250万砂拉越人民的权益，“舍身”揭发泰益不可告人的秘密，究竟是为了什么。更何况她是英国前首相布朗的弟媳凯丽（Clare Rewcastle Brown），这样一个身份不简单的女人暗地里进行着一项隐秘的任务，究竟是为了什么，即使好奇害死猫我们还是得好奇一次。 想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砂拉越人剥削了砂拉越人的权益，反而要一个外国人奋不顾身来为砂拉越人讨回一个公道。不但如此，谁听说过做好事要躲躲藏藏的，偏偏凯丽不止要躲，她还接过死亡恐吓，如今不得不选择公开身份，全是因为不想像罗斯波耶（Ross J Boyert）那样死得不明不白。 日前布鲁诺曼瑟基金会（Bruno Manser Fund）公布泰益家族横跨8大国的49间公司，主流媒体很灵巧地飞跃而过，不留痕迹，朋友你说这伐木的生意不止令人忘我，还忘了你啊。去年10月，曾经在泰益家族持有的美国产业公司Sakt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担任首席营运员的罗斯波耶，因为和泰益家族成员闹得不和，一拍两散后，随即揭露泰益家族的财富，后来就离奇地死在洛杉矶的酒店房内。这是利益政治和好莱坞色彩综合起来的真人真事，但是有血有泪的不是观众，而是被剥削的砂拉越人民，尤其是原住民。 根据《伦敦标准晚报》指出，泰益家财万贯，很有可能比汶莱苏丹还要富裕。汶莱苏丹的金库可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富翁敢媲美的，更甭说超越他了，可见泰益的份量不小。泰益的财富究竟来自何处？也许《伦敦标准晚报》的报导道了一点什么。报导指出，《自由砂拉越电台》的达雅族主播通过电话和村民进行访谈，想了解土地被掠夺的实情时，凯丽要求主播Papa Orang Utan（Peter John Jaban）问个明白，是不是泰益抢了他的地？下回竞选，他会投谁的一票？ 凯丽在砂拉越出生，8岁才到英国前。忆起小时候她母亲带她到森林里的情景，她说，当时砂拉越雨林有着3千种树木，1万5千种植物，420种鸟类和221种动物。由此可见，年幼的凯丽见过的森林很可能比Avatar还要Avatar。38年后她回到砂拉越，回到热带雨林，凯丽却被吓坏了。显然，所有伐木和掠夺土地开辟油棕园的活动，不止破坏了雨林，更干扰了原生态。如果你亲眼目睹原住民的耕地

我周遭的大部分人有个心态，就是喜欢通过自己的想像来肯定自己，马来话叫做“syok sendiri”，中文是 “自我感觉良好”。 比方说，最近我看的一场音乐会，其中一个节目找来了十多位女士，当弦乐队忙着演奏曲子时，她们在台上左右摇摆晃了很久，曲子快结束时才啊啊啊的哼十几个小节。称她们为和音似乎太小看了她们，说她们是主音又实在说不过去。后来，听说她们在演出之前花了三个小时上妆，睫毛膏厚得能在睫毛上挂大衣。她们过后为了自己的妆扮自豪，还当真以为自己唱得很好，而我差点忘了她们上台的目的是唱歌。 不是说化妆不好，只是观众既然是来听音乐会，演出者把歌练好唱好，观众感觉自然良好，如果把妆化得再漂亮，歌却唱得不怎么样，感觉良好的恐怕只有自己了。 这些天，网络的朋友都在面子书上透露自己多么关心中东的民主运动，也有一些人感慨为什么大马不能效仿。我不知道大马是否需要一场革命，因为许多人都舒服地坐在冷气房电脑前上面子书，看来大家都觉得大马没什么革命的必要。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到茉莉花开，心里会充满感慨？既然感慨了，为何不愿走出门外种一棵茉莉呢？ 别以为从社交网络开始，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浪潮波及利比亚、摩洛哥、巴林等国家，只要我们在面子书上喊喊口号，彼此相like一番，自由民主就会自动登门造访。中东网民在网上召集人马，最后走上了街头，在短短的时间内推翻独裁者。只不过，大马人最怕乱，一提到乱心就慌，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一旦开启电脑上面子书，本来一个巴掌拍不响，结果你一句我一句，大伙越讲越起劲，革命在网上开始，最后网上结束，事后大伙关机睡觉。 我不懂革命，我只知道，对任何事情不满，绝对不是光说不做就能解决的。有时说多了，like多了，在网上闹得热腾腾的，还当真以为自己为国为民做了事，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我想说的是，关注一件事没有什么不好，引起别人关注同一件事也没有问题，但是愤怒了感动了掌声过后，若不能实际地做些什么，还没话可说，但是like到产生幻觉，认为已经为改变而作出实际的贡献，就不太好了。 （本文刊登于23/2/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2月17日，安华在他的博文引述了一个 读者的话 ，大致上是说，安华不是天使，然而，步向布城的必须是他，因为怎么说都好，“烈火莫熄”是安华激起的运动。但是，即便他拥有了开往改革的所有小钥匙，他也无法成功地实施他提倡的改革政策，因为关键在于那一把密钥。如今，改革受阻是因为密钥在别人手中，而持密钥者正是改革的最大障碍。 是的，安华不是天使。这位读者认为，除非夺得这一把密钥，否则所有的小钥匙都无法开启大门。只要把不是天使的安华送进布城后，改革才真正开始。到时，改革能培育出无数个魅力领袖，在恰当的时机之下，他们就可以取代不是天使的安华，继续推动改革运动。 这个说法说明了即使《安华不能当首相的50个理由》的50理由多么充足都好，依然势必把安华推进布城，因为对“符号”信仰者而言，安华已经是一个改革的符号，而他本尊的实力实际上是不是如他言，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安华深受西方爱戴，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是一个符号。在宇宙所有东西都建立在相对立的基础下，当马来西亚的人权指数江河日下时，和纳吉相比，安华的价值观和想法比较接近西方的观念。根据Tom Plate的《Doctor M: Operation Malaysia,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mad》点出，安华的西方仰慕者中，除了美国媒体，还有克林顿政权，和屡屡著文狠批目前大马人权、种族主义、纳吉政权的前美国驻马大使John Marlott。 换句话说，安华不是一个天使，但是他是一个符号，代表了改变。人民在不满当今的政权下寻求改变，即使对方拿手电筒直照安华的肛门羞辱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改革用不上肛门。密钥是用来开改革之门的，又不是用来开肛门。 2月16日《华盛顿邮报》有一篇前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文章， The Future of Democratic Egypt ，探讨埃及的前景何在。当年穆巴拉克执政后，不但没解除紧急状态法令，反而利用法令逮捕了反对党的Ayman Nour 。赖斯的文章指出，穆巴拉克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显然是目前最有组织的政治势力。然而，他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执行世俗或极端的穆斯林教义？埃及是否会有一个公平和民主的选举？赖斯认为，这还是个未知数。 是的，所有改革都是个未知数。但是，什么政治理念都显得没有意义，除非取得密钥，改革的政策才有实践的可能

有一种人，很在乎身份认同这回事，举凡说，一个血统身份不明确的人。他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英国人、依班人等等，也就是说，他的血液里流着两种以上的血统，因此族群身份对内对外都不能有一个鲜明的交代。虽然关于一个族群的血统到底能多纯净的争议，还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但我们暂且搁置一旁，因为那是题外话了。 这一种人，为了使自己融入一个部落，他想尽了办法，依然于事无补。最后他选择为这个部落粉骨碎身，誓不相舍。换句话说，他捍卫一个自己不全是的种族，拐了个身份来为自己找个定位。 但是他不自觉的是，他被第一只魔鬼缠上身了，这只魔鬼叫种族主义。 从他1970年所著的《马来人的困境》，到2011年2月12日《马来人的困境》研讨会上的演讲，马哈迪这些年来都无法摆脱心中的阴影，走不出族群身份认同的困境。据《当今大马》报道，在这场由亲土著权威组织举行的研讨会上，马哈迪敦促马来人勿畏惧被标签为“种族主义”者而不敢捍卫本身的利益。 从Tom Plate著的《Doctor M: Operation Malaysia》第59页的一句话，就明白马哈迪无畏无惧是因为他了解政治游戏的操作模式。“You know， in politics，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of trying to kill your opponent is to give a label to him。”当然，他有份参与拟定这个游戏的操作模式，他甚至为了标签自己为马来人而不惜代价当个魔鬼，把原来的自己给杀死了。 他自夸，“讨厌我的华人和我合作，印度人和我合作，马来人对我处理与华人的关系相当满意。”他自认保护了马来人的权益，同时照顾了非马来人的权益，用他的话来说，是“During my time， there were no racial clashes。”没有种族冲突？这就轮到马哈迪的第二只魔鬼上场了。 马哈迪的第二只魔鬼是粉饰第一只魔鬼的产物。他打从心里知道，第一只魔鬼形象不讨好。于是，他的第二只魔鬼无时无刻在他耳边轻呼，说服他自己是个“let’s-all-live-together multicultutalist”，既是“让我们和睦相处的多元文化主义者”。 你可以说第二只魔鬼的存在，是为了使第一只魔鬼感觉良好。你也可以说，第一只魔鬼的存在，是因为缺乏族群认同。说白

我是个不太喜欢旅游胜地的人，特别是在公假期间，一来名胜都被旅客惯坏了，不是景点俗不可耐，就是旅客俗不可耐。二来我怕人多，公假原本打算好好休息一番，结果不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被人潮气得即急又败且坏。 不过春节期间总是百般无奈，有一些传统项目即使你想不搭理，它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搭理你，比方说，和家人共度这段黄金时光。在我的家人的美好度假概念中，下榻的旅馆要有品质保证。什么叫品质保证？就是舒服的房间和吃不完的自助早餐，如果在槟城，Batu Ferringhi一带的旅馆就是这么一回事。 记得n年前的Batu Ferringhi秀色可餐，是学生上生理课实地考察的好地方。有人说，槟城海滩不一样了。我穿过旅馆两边喧闹的游泳池，想起这句话，走到不是金色的沙滩上，我的眼睛告诉我，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海边什么鸟都有，只是这里没有洁白的海鸟飞翔，海滩上一片黑压压的还不是乌鸦呢。 听过一个真人真事，说一个中东来的小弟弟走失了，慌张得四处找妈妈。可是所有的妈妈都戴着黑头巾穿着黑袍，矮小的弟弟抬头一望全都是妈妈。如今Batu Ferringhi是中东旅客的天堂，沿海的餐馆卖的皆中东食物，夜市里的黑袍使得夜更黑。 我带着女儿好不容易找到一小片沙滩坐下，她开始堆沙筑城堡，我翻开书尝试实习慵懒。正当我甫进入状况时，一个晒得黝黑的老头猛对着我喊，手作刀割脖子状。我抬头望，只见一庞大帆伞当头就要罩下，那一根绳子在面前横叉而过，我抓起女儿的手掉头就拼死命跑，算是逃过了一劫。 接下来几天我们终于入乡随俗，明白了Batu Ferringhi海滩上的操作模式。这不是个给人实习慵懒的海滩，它被水上运动的商业活动垄断了，水上帆伞和water scooter纵横交错，偶尔飞过的帆伞吊着一只乌鸦，在空中摇晃。这春节期间甚至有一起water scooter失控事件，撞断一个中国女游客的腿。第二天星报大大的标题写着：“Watersports Banned”。 那天早上海边特静，黝黑的老头望着茫茫大海一脸的迷惘，而我，终于可以坐在海滩上透一口气。渐渐的，远方出现了水上帆伞，后来water scooter陆陆续续地浮现海面上。我只好收拾东西，拖着女儿的手，离开了海滩。 （本文刊登于11/2/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多年没到槟城了，抵达槟城听到当地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前国阵做了什么？现在林冠英帮我们赚了几多钱你知道吗？』基于一种莫名的报复心态，好像过年踹了人一脚，痛快。 华人金钱挂帅，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像谈恋爱一般，谈政治理念总是初衷，不贪婪而廉洁，最终能够帮人民赚到些钱，这样的恋爱才不浮夸才叫踏实。 夜间当地朋友带我吃粿汁，我这半个潮州人很不好意思，因为生平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端食物来的时髦小子抛下了一句“古早味”，这样的福建话，听了不喝就醉了。 槟城放眼一片富裕的景象，即使一些古老的建筑物已破旧不堪，它就是大剌剌地搁在那儿什么都不做，不愁少了多少平方尺所谓的发展。用古早味来形容槟城最贴切不过，但是槟城的古早味是用现代城市的方式紧紧拥抱着的。 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保护历史遗迹的方式比较，槟城用的是华人商人的方式来经营古早的韵味。然而韵味不会长存，除非有一定的品味和专业知识，确保发展的同时不跨越遗迹保存的底线，还能保存不是实体的古早味。 何谓非实体的古早味？比方说，我吃的那一碗粿汁，十年廿年后它的味道不变。或者是到处留名的“三轮车大醉侠”，除了在各处留下芳名，一个宽容的城市才能纵容这么一个三轮车夫的浪子气质，如果遇着有眼光的人，谁说这不算是行为艺术？ 看了千篇一律其他城镇路边用洋灰塑成的本地水果，槟城的品味的确高了一等。但是如“慎之家塾”变成峇峇和娘惹的展览馆未免可惜了点，毕竟珍贵的还是人影稀疏的祠堂，和祠堂的历史背景。经营“慎之家塾”的有关人士选择用一些峇峇和娘惹的日用器具和服饰来吸引参观客，未免把本地人弱智化了，即使不误导外来的游客，也把中心点转移到次要的主题上。反而是祠堂里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说明，只是简略的写着郑景贵这位海山派老大的一点事迹，摆设的相片人物亦没有注明和郑景贵是什么关系，更没说明建筑属哪个区域的设计特色。 姓周桥两年前的春节期间，一场凌晨火灾烧毁6间木屋，这时走在桥上已见消防栓，做了适当防火措施。只是消防栓曝露在显眼之处，和周遭的景色格格不入，其实可以稍微花点心思把它们隐匿在协调的建设里，再加以注明以供紧急时触手可及。姓氏桥可见民宿的萌芽，还有“初恋红豆冰”的指示牌，倒也无伤古早味的大雅，反而有助水上人家把独特的生活方式传承下去。但是，看到四周木制的走道和居家，姓氏桥的确需要长期有单位拨款协助维修。 老实

我向来都不太喜欢朗朗，因为他弹奏时动作太夸张。在白宫接待胡锦涛的国宴上，和他四手联弹的Herbie Hancock，却是我非常仰慕的爵士乐大师。我收集了大部分Herbie Hancock的录音，而完全没有一张朗朗的专辑。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为了朗朗的曲目，发表了一封致美国国会领袖的公开信，质疑朗朗演奏《我的祖国》的动机。他开头就这么写道：“尊敬的朋友：有一件让我也感到羞辱的事情，不得不告诉你们。”啊，魏京生“也”感到羞辱，表示他假定美国人因此感到羞辱了。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朗朗的部落格（www.langlang.com/news）观赏这场演奏。虽然我本人不怎么欣赏朗朗，可是总觉得这些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老爱板着脸做人，深怕不提中国有阴谋，大家就会忘了他们异议分子的身份。 魏京生在信上说，“我听了一下，大吃一惊”，因为《我的祖国》是共产党宣传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曲，魏京生指胡锦涛借一首抗美援朝的歌曲，在美国人的地盘羞辱美国人。但是朗朗在他的部落格上，坚称美国与中国都是他的家，这两国同时造就了他。 其实朗朗自13岁获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第二年前往美国进修音乐后，他已经不属于中国了。以他目前在乐坛的地位，说他需要巴结胡锦涛，令人哑然失笑。说他受中共威胁，也太不可能。说魏京生迫不及待发表公开信打煽风点火巴结美国，还有点可能。后来朗朗在部落格上写道，选《我的祖国》作为他曲目之一，纯粹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而没有其他原因。 有人因此而怀疑朗朗的动机和智商，却没有人相信一个音乐家可以为了优美的旋律，而不顾及其他因素。当晚朗朗弹了这首曲子，并没有人演唱。谁说歌曲去了歌词，就不能是一首独立的曲子呢？如果旋律有政治动机，那乐理可以重写了，分类为共产主义式旋律、社会主义式旋律、民主主义式旋律、羞辱式旋律、降伏式旋律等等。 有些人认为艺术家没有政治观，作品逃避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有些人则认为艺术不应该牵扯政治，因为它出污泥而不染。其实艺术根本不需要勉强，只要艺术家本身关心社会、国家和人类，他的作品自然会因个人拥有浓厚的政治、社会和人文背景，而彰显一股超越人为的感动，那才是不同文化和主义的桥梁。 （本文刊登于2/2/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