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709骤近，原本代表色情的黄色，居然变成敏感色。国情之下，人民精神压抑，凡事越敏感反而越热门。净选盟2.0的宣传片打着《Yellow Is The New Black》的标语，黄色不再是污秽的颜色，相反的，它代表了洁净，Bersih，一个大马人民共同追求的方向。 但是，在这净选盟2.0呼吁公平选举的和平集会骤近的关键时刻，首相放话，指是“一些人迫不及待想掌权，而非因为国内选举不干净”。恕我愚钝，若国内选举干净，何必畏惧区区一个人民的和平集会？ 当然，公平的首相有着坚毅的牛仔精神，发话激 “他们” 出来单挑，首相道：“若他们有胆量，就应该在大选中竞选，而不是透过非法集会制造国家混乱。” 这把我搞糊涂了，先甭讨论若没干净的选举，如何在竞选中选得明明白白这事。首相这厢拔枪，对面和他决斗的究竟是哪位？言中的“他们”究竟是谁？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按照语法来看，莫非指的是净选盟的成员？或上街参与净选盟2.0游行的人？如果推测无误，是不是说，不满选举弊病丛生的人，就应该去从政竞选？这么说，若大家乖乖听话，取消了万人游行，下届竞选岂不无端端多了万个竞选人？ 啊，难道他指的是政客？从竞选盟发表的 文告 我们懂得，709大集会是一个人民的意愿。文告写着：“作为一个运动，我们对任何政党得到的支持率没有兴趣，我们的宗旨只是要改革选举制度变成真正自由与公平，以便所有政党能够在公平的平台上竞选，以及人民能够自由地选择最佳的政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it’s all about the people，不是政客或政党。 看来，我又得从新检讨选举改革的八诉求了：（1）全面清理选举名册；（2）改善邮寄选举程序；（3）实施点墨制；（4）至少有21天竞选期（5）个政党可以公平在媒体曝光；（6）加强选举法令的执法；（7）消除贿选；（8）停止龌龊政治。 我不厌其烦地重复检讨，是有原因的。因为，从目前执政党应对709和平集会的方式，会轻易误导部分人民，以为709若爆发动乱，全是净选盟和参与游行的人的责任。 内政部长希山慕丁 “不排除” 援引内安法令，逮捕709“非法集会”的发起人。他说：“如果这些大集会对国家的安全及公共利益构成威胁，政府则有必要援引内安法令逮捕有关人士。” 从警方扣留8名穿印上“Bersih”字眼黄色T恤的骑摩托男子，到传召安美嘉，和在游行推介礼上朗诵一首诗的文学...

有家出版社很有诚意，三番四次邀我出书，我受宠若惊，却迟迟不敢行动。从第一次打招呼到最近一次邀约，出版社一共安排了三位编辑和我接洽，还托一位音乐界老朋友转告社长的意思，屈指一数，果真三番四次。 平日一周写一、两篇稿，有时发奋图强就写多一篇，这头写完没两天就见光，有时中午写了晚上下版，立刻就在网络上和读者讨论文章了，偶尔时运佳可能会掀起网战，在虚拟空间里口沫横飞后，拍拍屁股关机吃宵夜。这样下来，每个月银行户口增进一些数额，赚点零钱花，十分写意。 想当然，出书是挺风光的一件事，虽然说如今阿狗阿猫都出书，本地文坛还是有一些被忽略的惊喜，只是一般上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无人问津。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要出书？ 有些人很想出书，总觉得写文章不出书，对写作生涯没一个交代。有些书出版了摆在书架上打坐，一坐就坐了一年多。有些则在显眼的新书推荐台上花枝招展，怎知眼珠一晃，不见踪影了。也许太好卖，来不及续货。 有几位文章写得一级棒的作者，他们平日在网络和报章上叱咤风云，我很好奇想知道他们的书销量如何。于是我问，你的书卖得怎样？有的呵呵两声摇摇头，不太好啦。有的索性爽快一点说，完全不能卖。有的比较含蓄，说出书说了n年，至今还在出版过程中。 如果出书不是为了卖书，那是为了什么呢？别以为读者喜欢读你的文章，就一定会买你的书。他们从来不会少like你一篇文章，不会忘了在你的部落格留言，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愿意掏钱买你的书。反正文章都在报章、刊物或网站读过了，即使买了，搞不好下一个晒书日就贱价把它卖出去。要是卖不出，至少收旧报纸的不会拒绝。 我的朋友提醒我，你怎么越来越拜金了。我觉得我不需要扮高雅，反正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高雅的人。要是为了把以往的文字合集成书，作个纪念、方便翻查、或者送亲朋戚友也好，实在无需劳师动众，也不好拿出版社来逗闷子。 反正如今科技发达，网上时兴一门生意，就是给你一个模板，任你挑选文章和设计，再讲明印刷几份，金钱交易，咚咚咚就寄到你家了。 老实说，除了出版曾经刊登过的文章，哪家出版社有钱支付你写书写个一年半载？要是有，我想找你谈谈。 （本文刊登于29/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在马来西亚，谁有条件肆言无惮却平安无事？那还用问，当然是依布拉欣。在马来西亚，谁能宣扬种族主义却安然无恙？绝无非议，当然是依布拉欣。在马来西亚，谁可以焚烧和践踏一个人的肖像，而不惨遭警方拘捕？别问别问，当然是依布拉欣。在马来西亚，谁有资格恐吓人民，若不依他的说法，什么都可能发生？唉，毋庸置疑，还不是他依布拉欣。 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依布拉欣真正的身份，土权主席除了是主席之外，是不是某一个大马产品或某一个大马机构的代言人，因基于机构本身的一个形象问题，通过他发表一些机构不便发表的言论。别太在乎，我的阴谋论不过是效仿马哈迪美国人911自撞自尽的荒谬假设，有99%的虚拟，和1%的可能。 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星报》在网站进行了一项的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你对净选盟2.0在7月9日举办的游行有何看法？”调查显示99%的网民投票支持“它应该获准举行”。 且让咱们再次检讨选举改革八诉求：（1）全面清理选举名册；（2）改善邮寄选票程序；（3）实施点墨制；（4）至少有21天竞选期；（5）各政党可以公平在媒体曝光；（6）加强选举法令的执法；（7）消除贿选；（8）停止龌龊政治。 横看竖看，民主选举该执行的制度，都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当依布拉欣声声抱怨许多人指他煽动，说净选盟不理警方警告执意上街游行，却不算煽动咩的时候，相信凡是没有免死牌的人民都同意，净选盟提出的选举改革七诉求，不止合理，还非常期待。 看来，依布拉欣有一个小小但颇伤脑筋的问题，因为他一直以来尽职尽责，演技太过认真，效果不太逼真，恐吓不过是“呼”一口气，稍嫌气虚。反正大马人民是“吓大㗎”，他一厢情愿推广“在家囤粮论”，人民继续讨论净选盟709游行，该带些什么，比方说口罩、矿泉水、毛巾、头盔等等，即使批评叫依布拉欣太累，大马却一点都不累。 再者，他焚烧和践踏净选盟2.0主席安美嘉的肖像，指她是“非常危险的兴都女人”，殊不知他自己不止得罪了净选盟，还同时得罪了兴都教徒，得罪了女人，得罪关心民主选举的人民，实在罪该万死，所幸，他有一个大马的免死牌。 所以，如果华人都出来游行，那得感谢谁？当然是依布拉欣。如果自扫门前雪的人，突然关心起政治来，那得感谢谁？当然是依布拉欣。如果听到种族这两个字就很激动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是Anak Malaysia的时候，那得感谢谁？当然是依布拉欣。因为大家看到...

有些人你怎么都想不起来，有些人你想抹也抹不去。记忆特别挑剔，但是很真诚。你无法选择想起或忘记，因为记忆没有理性，只有感性。那些忘掉的人你肯定不放在心上，而挥之不去的人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或很讨厌的人，有恩于你的人，伤害你很深的人等等。无论是谁，如果时间冲不淡的身影，留着想必有一定的意义，不是要你记得曾经，而是决定你的未来。 萧茂松那天躺在病床上，萧夫人正在处理他的午餐，校长抬头瞥见我，笑眯了眼说：『杨艾琳！』这是今年6月的事，却叫我想起1980年初。 找到038病床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校长的状况如何。前两天听说他病重，我就心理憋着难受，想说这些年来没机会告诉他，若非他在1980年教我知道，我的笔不是一般的笔，即使2008年恩公杨善勇怎么鼓励我，我也不可能相信他，不可能相信自己。 萧校长喜欢在上课时间把我叫去办公室，出题要我写文章。我从来不觉得这样做会耽误我的功课，相反的，我很享受一个人静静写稿的早上。有时教师走进来又出去了，他们一般上都不搭理我，习惯看到同样的女孩坐在同样的位置做着同样的一件事。 校长载我四处参加比赛，我总为精武华小争光，那一年我很快乐很自豪，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告诉躺在病床上的校长，他当年鼓励我，为我建立的信心，隐隐约约地沉淀在我笔底。他说：『你要写下去。』我心里想，你要活下去。后来我告诉朋友，我终于对校长说了我这些年来闷在心里的话。朋友笑我，恐怕不是怕他不懂而遗憾，是老了怕你自己遗憾吧？ 谈笑间，不禁想起病床上校长的容颜，怎么就倔强得那么教人心疼。他当校长的15年，是精武华小辉煌的岁月。我们做学生的一旦看到校长老远走来，隔一个大操场就肃然起敬，赶紧鞠躬，而校长总是点头回我们赞许的微笑。 离开小学后，我不太清楚校长的事了，但是我知道他退休后，一直都在精武教太极拳。听说他得知患上癌症后对外隐瞒病情，耽误了及时医疗的机会。我探望他那天，校长说：『唉，卖健康的人却被健康打败。』他顽固得有点荒唐，却执着得有点动人。那轻轻的一声叹息，想抹也抹不去。 （本文刊登于21/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各位有没有发现，上面书的朋友或敌人乃至陌生人，一天比一天减少了？面书前一、两年十分火红，有者日出偷菜至日落，半夜还设闹钟起身处理农庄事务。有滥交朋友add到几千人者，坚持面友一个都不能少。有猛链接优丢者，深怕大家不知他听什么歌、看什么视频。当然，要感谢智能手机上网功能，方便用户上面书，吃了什么、到了哪里、和谁做了什么，没有不奋笔疾书即时公诸于世的，大家练习言简意骇，大家一起like一起嗨。 这是个凡事分享的世界，同时制造了无限商机。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社会现象，终日在面书混的社群相互影响，表面上从面书得到新资讯，实际上是依赖面书供应资讯。阅读、看戏、听歌、游戏的习惯改变了，大家依赖彼此提供的消息，简短捷说，与其各自找资料作选择，不如看面友选择什么，跟风就是。 面书的好处是大家都享有发言权，我注意到，有些朋友平日凡事保持缄默，在面书上却吃了豹子胆，对什么都有意见，高谈阔论，换了个人似的。但是问题来了，在面书交谈和在咖啡室聊天是两码子事。面对面谈天，有面部表情身和体姿态补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其效果和字面交谈很不一样。比方说，一个人自夸把了多少妹。你说：『很厉害！』说的时候咧嘴大笑，同时拍拍朋友的肩膀，哥俩说了笑了，就聊别的去了。但是，你可能暗地里在讥笑他，却轻易地掩饰了这一点。若有人在面书发帖自夸把妹的威水战绩，你评一句：『很厉害！』对方看不到你，以为你酸他，以为你不服气，以为你很不屑。你可能真的认为他很厉害，但是他从此却误会了你。 有些人把面书当作论坛，希望在面书和黑白两道商榷国家社稷，讨论人生哲理。有些人希望借此影响社会，把他的善意散播出去，从而改变世界。有些人纯粹寻找一个人生舞台，戴着面具扮演他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角色，演一出好戏，以便在寂寞的黑夜里赢得掌声。文字撒遍网络，缺少真人露相难免产生误会和冲突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直接变成间接，面书不再是往日的欢乐天堂。 面书到底还能红多久？难说。我只知道，有的人腻了，有的人倦了，有的从上瘾到戒毒，有的想放弃却撑死不干寂寞。不如，我现在就去搞一个【面书到底还能红多久？】的页面吧。 （本文刊登于15/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每样东西都有一个价码，即使人也不例外。但是，价码上的数目字，不一定反映实际的价值。比方说，一部64GB具Wi-Fi和3G功能的iPad2售价马币2499。你说它值不值这个价钱？那得看你怎么用它，和它如何回馈你了。 有些人觉得太贵了，不如买一台电脑（也许他在固定的地点上网工作，不熟悉苹果application软件的广泛功能）。政治诗人郑云城则认为，他能用iPad下载各国的报章和杂志，省下了订购邮寄的麻烦，各报章杂志集iPad一身，方便携带和翻阅。相信对郑云城而言，iPad身上标的价码不算高。 另有人排队（iPad2总是处在断货状态，无形中促成了物以稀为贵的现象）花马币2499买部iPad2来给小孩玩Angry Bird，有的人认为这么做浪费钱，他却不以为然。原因是，小孩径自玩游戏而不干扰他工作，因此顺利卖了几单人寿保险，没两下就回本了。 虽然说这种计算法违反了教育理念，但无可否认的是，马币2499的iPad2给他带来谋取利益的便利，所以对他而言，iPad2价值马币2499绝对合理。 纵然商品标上了价格，买与不买的主权在于消费者，但是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式去衡量它的价值，因为每个人对每一样东西都有他个人的评价，无法一概而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价码。 那么，知识的价码如何评估呢？众所周知，商业讲座主讲人都获得丰厚的酬劳，每年办几场就三餐不忧，年尾还可以飞到加拿大滑雪度假。反观本地有些主讲人或主持人，受邀主讲的主题若无关赚钱之道，在马国的国情之下，讲座当然无法卖门票谋取盈利。主讲人即使是资深的知识分子，演讲主题甚至关乎国家社稷的前程，很多时候他只获得寒酸的车马费，有些时候，他可能分文都得不到。 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说知识分子一文不值？还是自我安抚甚至蒙蔽大众，声称知识无价？如果以衡量iPad的方式评估知识分子何价，就要问大众如何用他，和他如何回馈大众。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学术的见解、专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这几点对你有用的话，请问它值得多少银两？可见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知识分子的身价和他获得的酬劳根本无法达致平衡。 即便如此，知识还是有个价码。你上大学读书需付学费，如果进名校学费数额更高。这表示什么？就是你获取学问的时候，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所以，知识是有价码的。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付出非公民义务，理论上，他有权获...

教堂在砂拉越一条河边的树林间，建筑简陋但干净明亮。那一天的光线柔和，教堂里的唱诵声听了很舒服。伊班族男女老少的嗓子清澈自然，唱诗的时候，因伊班语独特的“ai”尾音，歌声娇柔旖旎。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唱的时候，他们到哪我已跟到哪了。 曾经走过无数个欧洲教堂，听管风琴的宏伟，差一点以为神来了，但始终就停在那个阶段。因为那是环境和感官的化学效应，离开了教堂，神就散了。 我不信神，但那一天我看到了神。那神，就在一个小男孩的眼眸里。即使现在坐在电脑荧幕前，窗外传来的不是唱诵声，而是收旧报纸那单调的机械声，我还是惦念着神，那个伊班男孩眼里的神。 惦念神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自己对神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唤它为神，而非魔鬼。男孩眼眸里好像有些什么东西在抒情，它超越了一般人类之间的传达意义。为了不让扑朔更加迷离，我开始注意别的眼神，女孩的、妇女的、老人的、牧师的、斗鸡的、宿醉的等等，恍恍惚惚间似乎领悟了一点什么。 Galok是个长得高大俊俏的男生，从他扎实的双臂可以知道，他平时干的是劳动活儿。Galok戴耳环，穿件贴身背心夜间在长屋里晃。丰收节期间他回到长屋和家人相聚，白天不见人影，想是在睡觉，夜里就看到他灿烂的笑脸，和他因宿醉而恍惚的眼神。 奇怪的是，我在他眼里也看到了神。Galok很热情，他在节庆期间喝了很多，也爱招呼别人喝。Galok说他年轻时很虔诚，至于他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开始喝酒，我不知道。虔诚的礼拜逝水一般，随青春的火扑火灭，环境被逼变迁，Galok眼里的神因而走下了神坛，却不曾离开过他。 有个长不高的老公公总爱眯着眼笑，他晚上不在屋里睡，而在长屋的走廊草席上。每一晚临睡前，他提着手电筒确保长屋的门关好，白天天还未亮就起身把门打开。我总是看不清楚他的眼，但是密密的皱纹间，神安安稳稳地在微笑。 问世间，神在何处？最穷困的地方、土地被掠夺的地方、没有公路输送农作物的地方、没有电水供应的地方、居民在污浊的河里洗衣沐浴的地方、犀鸟被迫从深林移居河边的地方，当其他人都在享受着财富的时候，神决定在这里驻守，直到有一天，直到那一天。 （本文刊登于8/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我不再年少了却依然浅薄，弄不明白穿一袭纱笼的伊班女子，在河边恬然洗衣沐浴，露出了大半截肢体，看在眼里温柔在心里，没有一丝的想入非非，只有午夜梦回的风韵。我把长筒裙扣得紧紧，思考着纱笼神秘的玄机，怎么使劲都无法让纱笼安安稳稳地裹住身体，在河里总要三番四次地从新捆紧，唯恐春光乍泄。 我的城市节奏坐立不安，弄不明白慢板的悠闲生活，面对着日常生活的艰难，伊班人始终怡然自得。诡异的是，身历其境才惊觉，慢在温柔的光影间催眠了我，而我在恍惚中着迷。然而，河面流水潺然，想逆水而游却不易。他游了过去，从远远对岸的水面露出湿透的笑脸。我再次扣紧纱笼，暗地里预料流水将轻易地把纱笼解开，驱使身体回归自然。犹豫间瞥见随行的小弟，和他那宽大的恤衫。我对着小弟傻傻地笑，结果放弃纱笼套上恤衫，开始游离岸边。 也许我该说，我不再年少了但依然狂妄，缓缓地随流势调整前行的方向，以便不轻易被冲走。伊班朋友说哪有没鳄鱼出没的河，想想大半辈子了都没在河里好好游过一次泳，河水正凉，我无论如何都会在对岸与他会合，和那一片沿岸的树林，还有一小片无人的沙滩。 是有些气喘，但是坐在对岸回望长屋，和河边光腚戏水喧闹的小孩，相对的，纱笼女子优雅地观望。纱笼裹住的不只是温柔的身躯，那是婉约中带着刚毅，叫我想起早上在河边小学看到的标语：“I deserved to be successful and happy”。 河水虽凉，却浑浊无比。合掌勺一勺水，皆是黄黄的泥沙。长屋朋友说抱歉，这几天没下雨，蓄水桶的水用完了，要你们在河里洗脏水澡，很不好意思，我们今晚也必须到另一间长屋投宿。同行的其他来自西马城市的伙伴们，听了没有不尴尬的。有的因在小学发现了水龙头，就在那儿洗澡，殊不知那水来自学校和长屋共用的蓄水桶，而长屋居民一直不作声，全为了远方来客的便利，直到逼不得已才透露真相。 据说河水曾经清澈，如今沿岸多处堆积着树桐，乘船到长屋时屡屡可见伐木活动。然而，河里围着纱笼的伊班女子只显得更加出污泥而不染。那一刻，我终于看懂了在小学竖着的另一个标语板：“If not us，who? If not now，when?”，眼中的河水和纱笼孕育着我的一个绮念：长屋的长廊染上了纱笼绚丽的碎花，夕阳斜晖一路把碎花映照到河边，那几只鸡的啼声特别响亮，把碎花撒遍了清澈的河水，我和他缓缓游过对岸，鳄鱼浮在水中静观，其变，就在贪与足...

陈为军说：『看一个地域的文化，就要看它的纪录片。』至于陈为军，我也是刚认识的。下午看到推特上，有人贴了个链接，是部被中国禁播的纪录片。好奇、好动、什么都想懂一点那写专栏的，手指不由自主点击，耐心等待下载，观看了未经删剪《请投我一票》（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wNjc1NjU2.html）。 这部2007年的纪录片名堂不小，有人跟我说，《请投我一票》多次在国外获奖，并入围2008年的奥斯卡纪录片短片名单。陈为军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会让被摄者重演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对他而言，“无论出于何目的，任何违反真实的事情都不能做。”这是陈为军的原则。 但是《请投我一票》看来比较像故事片，由于纪录片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小孩，我看了不得不怀疑它作为记录的真实性。除非有几个摄影师和几架摄影机，分别紧追着小孩走动，因为班长选举活动进行得紧凑，一架摄像机怎么可能同时拍摄不同的人物。 不是说陈为军没本事雇用几个摄影师同步摄影，说到独立制作兼导演时，我通常联想到钱不够用，一条水捧着摄影机孤军作战。再者，陈为军声称“做纪录片很孤独！很多时候只有你自己”，一片凄凉的情景，只有一碗粥和两片枯叶。当然我不能排除，“只有你自己”只是一种意境的说法，并不反映真实情况。他可能有雄厚的资金，雇用很多人手，用各种科技把摄影机藏起来，尽量让人物不察觉被录像，因而把纪录片拍得很剧情片，不沉闷。 但是我非行家，以上的说法纯属个人浅见，没什么依据。《请投我一票》其实介于记录与剧情之间，十分讨好。实话说，一般人比较有兴趣看剧情片，不太喜欢纪录片的平淡。相比之下，西方人比较“习惯”看纪录片，而且体制允许主流电视台播放各种纪录片。再说，亚洲人和西方人因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差异，很难看到平淡而产生共鸣与反省。 在一篇文章里，陈为军这么写道：“我觉得是真正好纪录片在体制外，而不在体制内，电视台现在做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类的片子，真正好的一些纪录片都在民间。”其实这也可以引用在亚洲其他国家，因为体制的限制，真实的东西都在民间。毕竟，要看一个地域的文化，就要看它民间的纪录片。 （本文刊登于1/6/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