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日 Alexi Murdoch 唱的“ All My Days ”盘旋在车子里，虽然我开的不是查理的卡车，载的不是《铁甲钢拳》的机器人，而是一个 5 岁小孩，当我把驾驶盘操右转时，『啊！』我们齐声喊了起来。 『我们必须把车子停下来！』她说。我把车子靠在路边，从窗子望出去，庞大的摩天轮竖立在那，好比《铁甲钢拳》的机器人，只不过那是未来，而这是一个逝去的年代。 几天前我们已经看到几辆大卡车停泊在这，它们载着未经组合的游戏器材，其中一辆卡车上全是颜色迷幻的木马，另一辆的车身画上恐怖的妖魔鬼怪，我们都很兴奋。小孩期待一个全新的经验，而我则迷恋想象中游乐园的灯光，颜色是那 70 年代胡士托的蜡染 恤 衫，感觉是费里尼的奇异诡魅，黑白片里臃肿的女人和侏儒徘徊的马戏团。 隔天看 《铁甲钢拳》， Alexi Murdoch 轻轻唱着：『 And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What’s been in my mind/ As the days keep turning into night 。』查理的卡车驶过亮着五颜六色灯光的游乐园，我不禁想到路过的 funfair 。 我很想查证我的想象是否真实，但是，我同时害怕事实令我沮丧。这年头，人们都活得那么表面和事故，美变成了物质，不再是意境。之所以我必须在今晚之前写下这些感受，唯恐今晚过后， the nights keep turning into day 。 夜 想象一个意境的时候，心里必须有一个底线，或者说，有些处理想象意境的准则。准则是一种心理准备，存在潜意识里。“意境”本身并非固定体，它会因影响“意境”的时间、环境、人物而改变。你试着从现实中寻找“意境”的蛛丝马迹，但是它却在某个时段和环境展现另一个容貌。想象就像打赌，赌你的意识是否会忠于你的想象，会否因客观环境的变迁而另作诠释。忠实很多时候选择半闭着眼睛看景物，虽能分辨事物，但不真切。准则就是，“想象意境”只能是定格的艺术品，像一张摄像，把“意境”固定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框框内。因为，一旦你设法要使想象和现实相合的时候，想象与现实之间就产生矛盾，意境最终幻灭。 游乐园外有死老鼠的气味，地上遗弃着饮料塑胶袋，和一些食物的残渣。几令吉的游戏换来劣质地的原子笔，我的 5...

独居 她不是剩女，但她选择独居。她的男友很重感情，对朋友很好，包括女性朋友。所以她选择独居，因为这样子，她感觉选择权在她手中。有时她会告诉自己，是她不要束缚，所以给他自由等于给自己自由。 他不在的时候，她活得很充实，上各种课程，和女友出国旅行。有他陪的时候，她通常不接电话，享受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她告诉已婚的女友，她的生活她们羡慕不了，因为她拥有单身的自由，同时享有偶尔的鱼水之欢，而那偶尔，总是充满渴望和浪漫。 独自一人的夜晚，她想着他可能在做什么，开始焦虑起来。但是，就是这一点不安全感，令她对他永不厌倦，继续期待。 同居 她不想结婚，就如他不想结婚一样。因为他俩都有过婚姻，知道婚姻除了约束自己和对方之外，并不能保证什么。于是，他俩决定同居，过着夫妻的生活，却不需要夫妇的身份。 少了一张婚约，他俩都很轻松。因为他随时都可以离开她，就如她随时可以离开他一样。但是，偏偏这样，他俩反而渴望在一起。他俩不需要山盟海誓，却恐惧其中一方选择离开。就是这一点不安全感，她不会对他总是想当然，他也不会觉得她理应如何如何。他俩总是很小心处理彼此的感情，每一次爱抚都是第一次，每一次交换眼神都挠得很痒。 有时她在想，他也在想，有天死了要葬在一起，墓碑上该怎么刻上彼此的名字。 婚姻 她告诉自己，爱情走到尽头就是婚姻，爱情走都永恒就是友情。他看着她，很舒服却很平淡。他们俩工作之余，教小孩做功课，一起看电视一起逛商场。有一次，她偷偷买了一件蕾丝的小睡衣，因为她深怕自己越来越不性感。但是，她始终都找不到机会把它穿上，总觉得没来由的性感很突兀。 朋友说他的太太很好，不过他总是在网上和陌生女人聊天。朋友说她的先生很稳重，只是她想到朋友的丈夫就怦然心动。但是一切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因为他们都相信，两个人在一起日子久了，就是朋友，而约定俗成的规范，才能使婚姻幸福美满。 （本文刊登于《HQ》杂志两性专栏）

“占领”本是个负面的动词，如今“占领”有了新的诠释，“Occupy”衍生成全球性占领活动，滋生了新一代的“占领文化”。示威运动“占领”了全球各地区，华尔街、伦敦、罗马、瑞士、法兰克福、马德里、香港、悉尼等等，不胜枚举。 当99%必须占领1%的时候，你就知道1%的权力有多庞大了。然则，各地的诉求有别。欧美国家主要针对资本主义，不满资本主义下的政商勾结和金融霸权，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有些亚洲国家的“占领”宣言加了佐料，比方说要求民主空间、埋怨楼价过高、不满低薪金、反核电厂、反政府行政措施、反战，在台北甚至有“我要加薪不要过劳”的诉求，结果占领行动褒贬不一。 “我要加薪不要过劳”即是亚洲人对新一代的印象。我不敢说是刻板印象，虽说有不少例外的例子，但是好高骛远者比比皆是。上一代人钱不够用时，第一时间就想法子挣钱，甚少埋怨不公平的制度，或质疑制度的瑕疵。我们可以说它宿命，但是“穷”的理解不是懒、没学问，就是没本事。它从来不关别人的事，而是自家的问题。“富”则惠及下一代，“富”表示有能力供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给他们好日子过，在物质上不匮乏。换句话说，“富”从来都不是敌对的反方，相反地，它是一个目标，而致富的同时，不惜代价。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循环的模式了。当我不惜代价地致富的同时，我可能变得贪婪，勾结各种关系，即使违反道德、危害环境、剥削了不该剥削的穷人，但是我有足够的理由，为了下一代，我的所作所为合乎情理。 当我变成那1%的富人后，我把孩子送到名贵的学府深造，他们丰衣足食，但毕业后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总是嫌工作太多，薪水太少，看不到前途。这个时候经济萧条，我的经济状况欠佳，缩紧腰包的时候，孩子开始有了怨言。我说，你的卡债自己想办法，我没法子帮你解决。Get a job。 这时候“占领”活动蔓延全球，孩子加入行列成为那99%的一分子，抗议那包括了我在内的1%富裕人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没有了羊，何来的羊毛？即便你认为他们好高骛远，或纯粹为了参与而参与，这现象反映了亚洲社会的问题。虽说占领亚洲热不起来，示威的理由背后，究竟是被扭曲了什么？ （本文刊登于19/10/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那天朋友从 Cherating 回来，告诉我她经过关丹的格宾，虽说看不到稀土厂，但是她哎哟个没完。『哎哟，你知道吗，很靠近人住的地方啊。』不知怎的，她的感叹叫我和乔布斯的辞世联在一起，虽然莫名其妙，但我想，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关系，不单是科技方面。 乔布斯因创造了风靡全球的科技产品，他的走，带走了他的创意和新鲜的思维。我的一个作风传统的同事，用 300 令吉的手机，和一架开机 10 分钟后才启动的电脑。他说：『我看，乔布斯走后，苹果就不会有好产品了。』不用苹果产品的人也觉得惋惜，可见他在许多人心中的地位坚贞不渝。 设稀土厂不考虑生态的危害，生产和选择性贡献经济的同时，辐射带来的荼毒将是超过 100 年都醒不来的梦魇。为环境哀悼，比为乔布斯哀悼更伤。至少，世界上没有不能被取代的人，但是，环境根本无法被取代。中国包头因钢铁集团的铁矿石含稀土矿，分离出氧化铁和部分稀土后，剩余的矿渣排放到尾矿坝里，日积月累形成了“稀土湖”。湖四周的绵羊长獠牙、牲 畜 脱毛骨烂、村民患癌症、庄稼减少产量。几十年了，村民逆来顺受。 生物和环境息息相关，谁也不能没有谁，即使它是你心中的乔布斯，那又怎样呢？除非你认为，这一切生态危机是你的经济转机，量你一万个理由都无法说明，要钱不要命的的道理，究竟有哪一点合理。这是进化，还是退化，怎么在现实上，百姓的安全平白无故地理亏了呢？ 《 109 绿色集会》本来是汇集环保组织，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以便来日联手对抗公害。但是警方放出的准证最后一刻收回，并拆除搭好的舞台。 109 当天碰到一位从伊朗来的纪录片导演，他说因为拆台的时候他在拍摄，结果被拘捕了，还得劳驾安美嘉把他弄出来。 集会当天众多人参与，但是少了各组织演说的环节，伙伴关系难免脱了节，难怪看到某些用心良苦的斗士黯然神伤。当天的镇暴队很温柔，有些人纷纷和他们合照，怎么说都是关丹居民，公害是不分左边右边的。 我的哎哟朋友问我：『这么多人反对了，计划怎么还不取消呢？』很想找个合理的解释说给她听，不过最后我只能反问她：『你说，取消的权力，在谁的手上？』 (本文刊登于12/10/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

109绿色集会回来埋头埋出来的处女“作”，关于LYNAS那只挥不去的苍蝇。 请点击 中文版： 英文版： 欢迎分享。

Komas于10月1日和2日放映了20部纪录片公众观赏，主题是人权，标语是“勇于记录”（Dare To Document）。最动人的纪录片是《The Imam and the Pastor》，讲一位宗教司和牧师如何协调宗教和种族的冲突，并发启一个叫做“Inter-Faith Mediation Center”的草根组织，到各地协调冲突，宣扬和平信念。 尼日利亚的首都卡杜纳（Kaduna）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关系绷紧得，只稍一弹，弦即断，特别是2001年落实伊斯兰法过后。宗教司Muhammad Ashafa和牧师James Wuye各别领导的武装部队，以阿拉和上帝之名，不惜代价捍卫自己的社群，包括血腥的相互厮杀。 在冲突中，牧师James 失去了一只手，宗教司Ashafa同时失去了他崇敬的导师和两位家人。仇恨加剧了暴力，暴力更戳穿仇恨。若不撇开宗教信念和种族分歧而固执己见，这场冲突始终钻不出死角。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宗教司Ashafa对着上天膜拜，心灵上“仇恨”和“宽恕”互作挣扎。牧师James脑子里一旦泛起宗教司Ashafa和他的跟随者的画面，就被极端分子的刻板印象死扣打成疙瘩了。 冲突因宗教而起，也因宗教而灭。宗教司Ashafa和牧师James为了人民的和平，他俩克服了心灵障碍，宽恕并包容彼此的分别，联手化解一场宗教纠纷，连心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纪录片以一场聚会落下帷幕，双方的信众面对面放下芥蒂原谅彼此，各自道出和平共处的心愿。 这简直不可思议，不得不感叹too good to be true。可见冷暖人情已把人心冰化，《The Imam and the Pastor》的真人真事此刻仿若好莱坞煽情影片，泪流满面后很想它是真的，却不相信它就是真的。牧师James在一次访谈中承认，没有仇恨能一笔勾销，彼此之间还是有驱赶心魔的时候。但是，他相信他和宗教司Ashafa是一对夫妇，虽然时而意见不合，但是他俩互相恩爱，绝不离婚，因为他们不想苦了孩子。 各国的团体、组织和小社群在冲突失控之间，会邀请他俩前去协调纠纷，有时烽火连天了，他俩也赴汤蹈火去灭火。卡杜纳的宗教纠纷至今还是个严重的问题，牧师James与宗教司Ashafa发启的“Inter-Faith Mediation Center”，是个“化敌为友”的最佳典范。组织宣扬不同宗教共存的主旨，并建立一...

饭后画动画，帮助消化，只是手一直捉住滑鼠，很酸很酸。

周末两天Komas放映20部纪录片，除了本地、欧洲、非洲和伊朗的作品之外，还有今年Komas纪录片比赛的得奖作品。大概是我嗜“睹”如命，认为光影能表达许多文字无法说明白的事。 相信是受经由面书带动的“分享”文化，我拿着Freedom Film Fest 的海报在同事面前晃，试图分享难得的观赏机会。『在PJ，很方便，下班一块去好不好？』『你看过Kite Runner不是吗？记得那个跳舞的阿富汗小孩吗？这部纪录片讲的就是这个叻。』后来大家的头也是晃啊晃，我就问：『免费的片子，看不看？』『喂，下班后我请你吃饭，我们一起去Film Fest好吗？』 硬行推销失败后，我很好奇Film Fest的观众群是什么人。因为我的一位演员朋友告诉我，台湾的剧场观众是年轻人，纽约的观众则是中年以上的人，可见不同国家各年龄层的文化鉴赏品味有分别。戏剧如此，纪录片更不在话下。当然，我想知道，纪录片的影响力和影响的动力，到底有多强。 首先，我先说说两部得奖作品。《Huruf J》的导演Afiq Deen和他的片子一样，年轻、时髦和幽默。他应用动画和采访，还有银幕上有趣的对白字眼，讲述我国穆斯林女人离婚后遭遇制度的不公平对待。另一部作品是Liaw Pey Wen的《Lot, umah am》，叙述柔佛的原住民Orang Seletar受依斯干达区发展影响，渐渐无法靠捕鱼为生了。 我观察了一下，发现观众大部分来自英语圈，有NGO、老外、装扮时尚的年轻男女，会因为听到诸如Bersih和change的字眼而掌声如雷。主办当局一直强调别看了影片感觉良好，回去就没一回事地继续过活，应当把感想付诸于行动。恐怕这是一贯的现象，所以问及纪录片影响的动力到底有多强，实在没有一个数据可以解答。 最后一部非洲的片子《The Imam and The Pastor》倒是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原本因宗教的差异而互相厮杀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后来也因宗教而包容彼此的宗教司和牧师，开始一起到处宣扬宗教差异亦能和平共处的理念。这是所有人想看到的局面，怎能不感同身受呢？ 当天晚上我上推特，看到Afiq Deen发推文：『I actually heard a woman telling her friend "We must support the other docu coz the boy is ma...

Intan Kutok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她也不是病危残障智障什么的，她和许许多多砂拉越原住民女人一样，比我们穷一点，三餐缺一点，孩子多一点，工作少一点，环境差一点。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选择，至少我认为如此。 她和其他因巴贡水坝伟大工程而被迫搬迁的原住民一样，伟大的砂政府把他们迁移到不毛之地。这群原住民一直以来以耕种狩猎为生，如今地上长不出吃的，四周猎不到会动的，生活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教育对他们而言本来就是一种奢侈，不是凭几天几夜跋山涉水就能到学堂喊老师早的一回事，还需担忧路途中有什么不幸的遭遇，比如那种小红帽故事里出现的大野狼，伐木伐得上火的，制度允许放肆的，一个不留神或已经很留神，还是逃不过一劫的命运。有些上学了，但是一整天就吃一餐，因为他们只有这样的能力。 那谁是Intan Kutok呢？她有9个小孩，从7个月到18岁大。她幸运的时候，就有一些零工干，其他时间她都需要照顾小孩。有一个小孩上着学，没和她住，其他的上一天没上一天的，皆因客观环境不允许。 孩子的爸爸呢？我问。『他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到城市工作？『因为没有其他工作技能。』他搬迁之前做什么为生？『狩猎。』哦。 和你一样，我有很多城市人的疑问。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教育我们，一个成年人，有手有脚肯做就能活。后来我明白了。一个在林里狩猎耕种的砂州原住民，或在水上生活的柔佛原住民，自古以来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变，等同于叫你不要和女人做爱了，跟男的XX吧，可能吗？ 那为什么谁人不帮，偏要帮Intan Kutok呢？噢，如果你愿意，迁至Sungai Asap的长屋的有20-30户人家，需要帮忙的不胜枚举，只要email到以下邮箱或留言，我们会帮你找出其他许许多多需要协助的妇女、孩子、老人等等（不好意思，年轻力壮的男人没有号召力）。 Intan Kutok每个月需要RM500来维持她的一家，希望大家少喝一杯星巴克，少买一个iPhone套套，贡献一点力量，每个月捐一点钱，让9个小孩好好活下去，能上学，将来才能跨越上一代的障碍，自力更生。即使改朝换代成功了，要帮助弱势群众稍微强一点，还是不容易的。只希望我们能帮一些人生存下去，受教育，让他们协助其他的原住民从这一个尴尬的处境中，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汇款请到下面Intan Kutok的账户： Maybank 161060...

那一些岁月，我游走在古典乐和爵士乐之间，从保守到破格、约束到释放，两个迥然不同的音乐世界吃重我步伐，同时却令我悬浮于感官享受里。虽然处境尴尬，但那是美好的岁月。当时对音乐的欲望是那么的单纯，不需要复杂的理论，纯粹是一段感性的记忆。 那个时候，听Mahler听到入定，一直到朋友站在身旁，俯身朝我耳里喊，灵魂方才归窍。后来听Bill Evans Trio ，鼓手打的是板，Bill弹的也是点，听得乐就乱了方寸。有一回买票看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小泽征尔在台上舞着指挥棒，我在台下不停地点头称是，殊不知我脑子里全是爵士swing的摇摆节奏，小泽征尔怎么挥都挥不进来。 可是随着年纪增长，麻烦就来了。我想，演奏古典乐和爵士乐，角色有点不一样。我逢人就问：『小姐，请问你认为演奏古典音乐有没有创意？』『先生，如果说爵士乐的即兴演奏是创作，那诠释古典乐的演奏，算不算创作呢？』 别说始终得不到答案，有的人听了很不开心，有些甚至勃然大怒，说我懂几下子爵士乐，就倨傲批评古典乐，挑战古典乐演奏者在音乐界的价值和地位。无奈我效仿孔子不耻下问，结果学不到Confucius却深陷confused之渊。 当然，我的困惑是有原因的。什么时候开始，玩音乐的人也摆上了小资的姿态，沉溺于现况继续媚俗。音乐小资拟了一份不容挑战的最高纲领，允许音乐滞留于过去式，逃避让迷恋的音乐被切割后，任由他人把玩。 试问有什么是不容挑战的呢？那四年在波士顿修爵士乐的岁月，即使我自己不争气成不了大器，至少踏出校门那一刻，我明白了所有的兜兜转转，只为了说明没有不能尝试的音乐诠释和创作，只要能够解释自己的选择，无论是音符、节奏、和弦、风格或编法。 那是四年来不断地质疑传统规范，和理解挑战的意义所绽放的成果，也是自由。这样的理念奠定了我做人处事的态度，包括对待创作的幽默感。没错，对我而言，质疑一成不变才是求变的方式，突破普世认同的规格标准，才算踏进艺术创作的门槛，或者我该说，跨出了框架的门槛。 话说回来，即便问人不果，自己还算有几分智慧，碰一头灰后何妨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欣赏古典乐的行家如何评估古典乐演奏？很简单，每个人的评估固然不同，但是大家都遵守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演奏者须忠贞于原创作，那是最基本的诠释原则。演奏者若演奏仙逝已久的作曲家作品，他必须从流传下来的各种文字和书信，去揣测作曲家的本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