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周泽南写在528前夕
写在528前夕：当知识份子背离常识
周泽南
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的528事件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是一个适合反省的期限，反省什么呢？例如10年前的“救救南洋”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救救独立”；例如当年反对报业被政党收购，如何演变成反对星洲集团的垄断，到今天不同媒体和个人如何对所谓新闻自由延伸出了各种自由诠释。
从《独立新闻》在线公布财务危机，呼吁公众募款协助该媒体生存至今，我不仅没有随着大队起舞，当个私下苦哈哈还得乐善好施的知识分子或起哄人；甚至不曾认真的观察和思考这件一般认为是一件重大新闻自由事件的现象。很多呼吁大家慷慨解囊的评论人，部落客或知识份子，把募款给《独立》的重要性描绘成不捐款就等于不捍卫新闻自由的样子。我一直很怀疑，很纳闷，那不是因为我跟《独立》工作团队在合作上闹过什么意见，而是心里隐隐觉得，市面上的种种知识分子的“论述”，呼吁，立言，似乎背离了平民百姓的常识。
如果当年南洋不是收购而是收盘
从1998年至2001年，我在《南洋商报》度过了自己的，也是报馆的黄金岁月。我在猜想，如果2001年5月28日，拥有南洋报业股权的丰隆集团公布的，不是报业被马华收购而是因为财务危机而必须收盘，我相信很多对《南洋商报》，《中国报》以及南洋报业旗下数十个杂志的忠心耿耿的员工，第一个反应不必然是另谋高就，而是会想尽办法，包括自动减薪，让南洋报业能够支撑下去，以便能够继续中文媒体（主流）的理想事业。
从陈嘉庚创立南洋商报至今，少说也有80多年历史，这么大一家的报馆老员工即便不是认为自己身负“捍卫新闻自由”的重大使命，也会基于报馆的存在历史而依依不舍。就像许多有担当的企业总裁或高层一样，如果某家报业或媒体频临收盘，为了抢救，这些人士往往会不惜主动削减自己的薪金，以便能让自己的公司生存下去。身在越高位置的人，减薪的幅度通常越大，因为如果他们在企业面临倒闭危机的关键时刻还优先顾虑自己的饭碗，良心上会过不了自己那关。
我在《南洋商报》的日子虽不算长，却也认识不少没听过新闻自由的印刷工人，送信的印度人，食堂冲茶的安弟；我相信如果南洋闹收盘危机，南洋CEO以身作则，自愿减薪一半以示和报馆同仁共度难关，上述这些对新闻自由没有概念，只隐约觉得中文报业办的是理想事业的平民百姓，也乐于削减他们原本已经微薄的薪水，以示和报馆共度难关。
在《独立》这件事上，我不以知识份子的身份登高呼吁公众募款，以成就新闻自由的伟大事业。一来是我自己没这个钱，二来是我开始怀疑，直接将募款救独立等同于捍卫新闻自由，会不会过于草率。我没有否定《独立》过去6年来在突破资讯封锁，提倡言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可是为何《风云时报》和The Nut Graph在收盘的时候，却没有激起这么大的群众效应，也没有大力主张救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或许是舆论操刀者的影响有关吧？
该不该减薪和不领稿费？
作为《独立》的专栏作者之一，我觉得份内该做的是继续供稿，但停止领稿费，直到《独立》克服危机的那一天。我没有应用自己的“身份”（我也不知道值几个钱），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公众募款，因为我的职责告诉自己，如果准备这样做，就不仅必须促成募款数额公开化，也应该将所有《独立》员工的薪金数额公开化，以便让捐钱的公众来评断，自己缴交的血汗钱，是不是物有所值。
理性论述包装下的温情和乡愿
如果今年要颁新闻自由奖和公民社会奖，我第一个推荐的人选是远在伦敦的前英国首相弟媳Clare Rewcastle.她创办的Sarawak Report新闻网站以及Radio Free Sarawak，在最近举行的砂拉越大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在马来西亚的新闻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第二人选我会提名黄文强。虽然基于合作不愉快的原因，我们已形同陌路，可是他以具体行动体现了自己对全国民主进程的深切关注，更竭尽所能，使用各种媒介揭发选举的舞弊事件，完全置自己的安全，身价，待遇而不顾。
可是由于上述两人都不在华人“非主流”评论人/媒体人/知识分子的圈子内，所以他们的英勇事迹以及对社会运动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都不在前者聚焦点内。相反的，基于很多评论人和《独立》是处于圈内份子的关系，后者的重要性涉嫌被放大了；这样的举措很难说不是温情主义和乡愿的产品。
社会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不问社会运动，只管赚钱，甚至不介意知识分子嘲笑他们的自私自利和目光如豆，这种人固然欠揍，却直率得可爱。第二种人全身投入在成就社会运动，不问自己的身份，地位，荣耀，只问自己的行动有无成效；这一类人我认识的不多，但至少举得出几个名字；Clare,黄文强，Steven Ng，Hilary Chew，Baru Bian,施志豪，郑yi强，黄业华，李健聪，YB Fuziah，廖天才，黄孟祚等（如有遗漏，恕不枚举）。
第三种人最具有保护色，擅长制造连自己也相信的面具。这类人非常自觉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或社会运动份子的身份和地位，可是比起真正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他们享用着优渥的薪水，年终花红等等和新闻自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让他们比第一种人优越的是“在不必牺牲饭碗的前提下参与社会运动”的道德光环。他们喜欢用新闻自由的“论述”来拉开自己和自认是“饭碗记者”的距离，却不准备为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牺牲自己享有的薪金，身份和地位。
528十年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没有越来越被稀释成口号大于实际的符号？专业报酬所带来的舒适，身份和虚荣是否越来越需要仗着理性论述的面具，来掩饰互相吹捧，互惠互利的温情和乡愿？十年虽是个试金石，我们不必急于审判，让再一个十年为我们见证，今天口说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人们，十年后还是不是在为同一件事情付出他的劳动时间。
周泽南
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的528事件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是一个适合反省的期限，反省什么呢？例如10年前的“救救南洋”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救救独立”；例如当年反对报业被政党收购，如何演变成反对星洲集团的垄断，到今天不同媒体和个人如何对所谓新闻自由延伸出了各种自由诠释。
从《独立新闻》在线公布财务危机，呼吁公众募款协助该媒体生存至今，我不仅没有随着大队起舞，当个私下苦哈哈还得乐善好施的知识分子或起哄人；甚至不曾认真的观察和思考这件一般认为是一件重大新闻自由事件的现象。很多呼吁大家慷慨解囊的评论人，部落客或知识份子，把募款给《独立》的重要性描绘成不捐款就等于不捍卫新闻自由的样子。我一直很怀疑，很纳闷，那不是因为我跟《独立》工作团队在合作上闹过什么意见，而是心里隐隐觉得，市面上的种种知识分子的“论述”，呼吁，立言，似乎背离了平民百姓的常识。
如果当年南洋不是收购而是收盘
从1998年至2001年，我在《南洋商报》度过了自己的，也是报馆的黄金岁月。我在猜想，如果2001年5月28日，拥有南洋报业股权的丰隆集团公布的，不是报业被马华收购而是因为财务危机而必须收盘，我相信很多对《南洋商报》，《中国报》以及南洋报业旗下数十个杂志的忠心耿耿的员工，第一个反应不必然是另谋高就，而是会想尽办法，包括自动减薪，让南洋报业能够支撑下去，以便能够继续中文媒体（主流）的理想事业。
从陈嘉庚创立南洋商报至今，少说也有80多年历史，这么大一家的报馆老员工即便不是认为自己身负“捍卫新闻自由”的重大使命，也会基于报馆的存在历史而依依不舍。就像许多有担当的企业总裁或高层一样，如果某家报业或媒体频临收盘，为了抢救，这些人士往往会不惜主动削减自己的薪金，以便能让自己的公司生存下去。身在越高位置的人，减薪的幅度通常越大，因为如果他们在企业面临倒闭危机的关键时刻还优先顾虑自己的饭碗，良心上会过不了自己那关。
我在《南洋商报》的日子虽不算长，却也认识不少没听过新闻自由的印刷工人，送信的印度人，食堂冲茶的安弟；我相信如果南洋闹收盘危机，南洋CEO以身作则，自愿减薪一半以示和报馆同仁共度难关，上述这些对新闻自由没有概念，只隐约觉得中文报业办的是理想事业的平民百姓，也乐于削减他们原本已经微薄的薪水，以示和报馆共度难关。
在《独立》这件事上，我不以知识份子的身份登高呼吁公众募款，以成就新闻自由的伟大事业。一来是我自己没这个钱，二来是我开始怀疑，直接将募款救独立等同于捍卫新闻自由，会不会过于草率。我没有否定《独立》过去6年来在突破资讯封锁，提倡言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可是为何《风云时报》和The Nut Graph在收盘的时候，却没有激起这么大的群众效应，也没有大力主张救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或许是舆论操刀者的影响有关吧？
该不该减薪和不领稿费？
作为《独立》的专栏作者之一，我觉得份内该做的是继续供稿，但停止领稿费，直到《独立》克服危机的那一天。我没有应用自己的“身份”（我也不知道值几个钱），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公众募款，因为我的职责告诉自己，如果准备这样做，就不仅必须促成募款数额公开化，也应该将所有《独立》员工的薪金数额公开化，以便让捐钱的公众来评断，自己缴交的血汗钱，是不是物有所值。
理性论述包装下的温情和乡愿
如果今年要颁新闻自由奖和公民社会奖，我第一个推荐的人选是远在伦敦的前英国首相弟媳Clare Rewcastle.她创办的Sarawak Report新闻网站以及Radio Free Sarawak，在最近举行的砂拉越大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在马来西亚的新闻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第二人选我会提名黄文强。虽然基于合作不愉快的原因，我们已形同陌路，可是他以具体行动体现了自己对全国民主进程的深切关注，更竭尽所能，使用各种媒介揭发选举的舞弊事件，完全置自己的安全，身价，待遇而不顾。
可是由于上述两人都不在华人“非主流”评论人/媒体人/知识分子的圈子内，所以他们的英勇事迹以及对社会运动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都不在前者聚焦点内。相反的，基于很多评论人和《独立》是处于圈内份子的关系，后者的重要性涉嫌被放大了；这样的举措很难说不是温情主义和乡愿的产品。
社会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不问社会运动，只管赚钱，甚至不介意知识分子嘲笑他们的自私自利和目光如豆，这种人固然欠揍，却直率得可爱。第二种人全身投入在成就社会运动，不问自己的身份，地位，荣耀，只问自己的行动有无成效；这一类人我认识的不多，但至少举得出几个名字；Clare,黄文强，Steven Ng，Hilary Chew，Baru Bian,施志豪，郑yi强，黄业华，李健聪，YB Fuziah，廖天才，黄孟祚等（如有遗漏，恕不枚举）。
第三种人最具有保护色，擅长制造连自己也相信的面具。这类人非常自觉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或社会运动份子的身份和地位，可是比起真正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他们享用着优渥的薪水，年终花红等等和新闻自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让他们比第一种人优越的是“在不必牺牲饭碗的前提下参与社会运动”的道德光环。他们喜欢用新闻自由的“论述”来拉开自己和自认是“饭碗记者”的距离，却不准备为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牺牲自己享有的薪金，身份和地位。
528十年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没有越来越被稀释成口号大于实际的符号？专业报酬所带来的舒适，身份和虚荣是否越来越需要仗着理性论述的面具，来掩饰互相吹捧，互惠互利的温情和乡愿？十年虽是个试金石，我们不必急于审判，让再一个十年为我们见证，今天口说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人们，十年后还是不是在为同一件事情付出他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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