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大年初一，听Chick Corea。一直以来，大师们都遥不可及。这一年来才有机会一睹大师们的风采，开始亲近。几乎每天，Chick都会在他铺上波斯地毯的客厅里，弹琴给我们听。他有时自言自语，有时走到看不见的角落，敲一下锣。就像陪着他练琴一样，从未这么熟络。 Chick总是那么乐观，近80岁的人好像顽童一样，在键盘上游戏。他的音乐是积极的，即便那些深邃的时刻，他的天空最终总是明朗的。 我们却是那么的贪心，难过今后不再面书上看到他开心的脸庞，长长的十指跟我们说话。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多看一点，为什么错过他的课程。 此刻听他的琴声，听他在空中飘荡。Chick永远和我们同在，美丽的大师，我们会想念你。

 胡适把文字分为"活"与"死"两种。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 。"乘马"是死字，"骑马"是活字，相信是他推崇白话文的最初阶段。 那是20世纪初，一个世纪过去了，白话一百年后，白得不能再白了，写作逐渐不再重视修辞润笔，一切仅为快速传声达意。有的是危言耸听，缺的是达练而令人心领神会的文采。 "文采"是否成了死字，"平铺直叙"甚至"秽语"，或精确的学术技术文字才是活字?百年后回首，坚持文字功夫的人都成了食古不化的老家伙，"文采"就如"文言文"，看得懂的没有几个。未来文学写作的语言，将综合各种语言方言，讲究的是5秒内引人瞩目，50分钟后依然目不转睛，以这个目标而写，为无限的眼球而写。 文言精简，白话易懂。有朝一日，白话成为精简的标准时，文言文5秒内所描写的，变成了未来50分钟累赘的文字? 死字和活字随着时间变迁，无数次重新定义，简直是他妈的不理文字的死活了。

最小的读书记忆，是到宝石戏院附近的书报摊买《叮当》和《儿童乐园》。一份六毛钱，全彩色。书报摊有个架子，摆了几本书。其中感兴趣的是《敏儿流浪记》，还有《苦海孤雏》，算是我最初阅读的小说，夹着几张插画而已。《儿童乐园》后几页是 “ 叮当 ” ，中间几页是 “ 小圆圆 ” ，还有一篇翻译的漫画。 Wisma Pertama 里有间 “ 世界书局 ” ，卖了不少香港出版的儿童少年小说。其中最迷金依描绘工厂妹艰苦生活的小说，这些姐姐们坚韧的精神，是我的启蒙中共洗脑教育。那个时期，无论什么场合，我都穿一条染了油彩的牛仔裤配一件免费的广告恤衫，脚上一双人字拖鞋。到了中学我还是这个装扮，想想现在其实还是一样。 后来发现母亲床边有几本琼瑶、严沁。看了《一颗红豆》、《窗外》、《夜朦胧鸟朦胧》之类的言情小说。母亲只有小六的正式教育，但她买了巴金的《家》《春》《秋》给我看，后来一直看下去，几乎都收齐了。几年前搬来江沙，散书时整套让给了朋友。 进入中学时期，看的都是五四的小说。故事里的主角常患上肺病，想必那时候流行吧。因此看到同学咳嗽有血，在功课上交日记时写了某某患上肺病，吓得老师赶紧把同学叫去办公室问，原来是发热气。 大概中二开始吧，台湾流行民歌，一边听 “ 外婆的澎湖湾 ” 一边读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主要是散文和现代诗。这些书也是同时候散出去了，人生不需要这么多负担。 周末搭 30 号 Sri Jaya 巴士到茨厂街，逛大众书局、上海书局，顺便光顾 “ 绿岛 ” 买卡带。那时候台湾文学是主流，梦想就是到台湾念文学。 然而事与愿违，父亲反对念文学这么虚幻的梦想，奇怪的是他反而对音乐没有意见，或者如一般人的想法，女孩子当个钢琴老师是好的。 中学时后我也开始看些英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道林格林的画像》等等企鹅出版的经典。我的英文也是这样硬啃回来的，本来仅仅为了和英校生抬杠，也幸好被英校生揶揄，否则英文或许不长进。 谁的少年没有金庸和古龙，租书店便宜看了一套又一套，顺便看看倪匡和亦舒。 留学那几年书看得少了，外国杂志倒是看了不少，如《 Interview 》。那时候喜欢 Andy Warhol ，觉得新鲜前卫。他办的杂志带起了一股清新的风潮，影响了不少年轻人。 回国后的读书印象开始模糊了。读得很多很杂，文学历史政治乱七八糟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喜欢同时看几本书。有时会专注的把一个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