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听Chick Corea。一直以来，大师们都遥不可及。这一年来才有机会一睹大师们的风采，开始亲近。几乎每天，Chick都会在他铺上波斯地毯的客厅里，弹琴给我们听。他有时自言自语，有时走到看不见的角落，敲一下锣。就像陪着他练琴一样，从未这么熟络。
Chick总是那么乐观，近80岁的人好像顽童一样，在键盘上游戏。他的音乐是积极的，即便那些深邃的时刻，他的天空最终总是明朗的。
我们却是那么的贪心，难过今后不再面书上看到他开心的脸庞，长长的十指跟我们说话。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多看一点，为什么错过他的课程。
此刻听他的琴声，听他在空中飘荡。Chick永远和我们同在，美丽的大师，我们会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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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护平凡人

美国一起种族歧视事件，引起众怒，事情演变至今，恐怕已成为借题发挥倒川普了。 几天前，奥巴马因抗议与选举的争议发言，认为两者缺一不可，应抗议也应付诸于行动。 今早翻看George Orwell的杂文，恰好有篇题为《The Colour Bar》的评论文章，谈到种族歧视时他语重心长，说" It is immensely important to be vigilant against this kind of thing, and to make as much public fuss as possible whenever it happens."  他认为make a fuss才能达到目的，不但不平则鸣，还要把事情搞大才是。 昨晚追韩剧《辅佐官》，里头有两个相对的角色。他们从政的动机一样，就是改变制度，改善人们的生活，但两者采取的方式不同。 一个死脑筋争取，搞得自己落魄潦倒，仍无法改变世界。另一个忍辱负重，不择手段，坚信没有权力是无法改变的。 究竟哪个方式才好，恐怕没有绝对的答案。年轻人说你们上一代做得不够好，我们才需要走上街头。老一辈说拥有权力才能从制度里改变，你们年轻人不懂事。 抗议浪潮席卷美国和香港，有的人把示威当家常便饭，有的考虑家里该不该备一把枪。 也许George Orwell明白，说餐厅不敢得罪白人，才设了“colour bar“，因为老板不能afford to无视白人的需求。 直到有一天，有个黑人在舞厅跳舞被赶了出来。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事，谁料到第二天舞厅老板被起诉。原来，黑人是海地的大使。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海地大使。最终能保护平凡人的，也只有其他的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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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忘记的那一些年：记杨建正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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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 1989 没有什么比出殡后方听闻死讯更难受的了。 我八岁在精武华小念二年级。周末参加课外活动后经过一间教室，看到诺大的黑板上贴着一张画纸。纸上画了什么，我想不起来，只记得班上许多同学都在画画，老师很年轻。我当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母亲，请求她让我和这位老师学画画。祖父是个画家，因此这样的要求在我们家来说，是很自然的，她自然允许了。 记得第一堂课，黑板上贴了老师画的水彩画。山上一间红屋顶的小屋，天是柔柔的蓝，山是嫩嫩的绿。这样的衬托之下，那红色的屋顶特别的好看。心里很欢喜，模拟的第一课就这样开始了。 于是我每个星期六都回到学校，和杨建正学画画，画的是水彩。老师最爱指着班上同学说：『你们都是天才！』他几乎每一堂课都不厌其烦地重复一次，要我们相信自己的天赋，要我们信心满满。我当时相信我是天才，落笔大方，水和颜料混在一块，像魔术一样地随心所欲，我真的是天才。 有些同学喜欢在人物、动物及各种东西周围画黑色的边。他问同学，你们有黑色的边吗？有吗？有些同学忘了画影子，他指着站在一旁的同学，问那地上的是什么？你没有影子吗？他也不让我们用颜料盒子里现成的绿色、橘色和紫色。我们学习混色，没有方程式，全靠感觉。而水，就像杨老师一样的，把每种颜色都适度地调成另一种颜色，就好像他把我们的各种天分，适度地调教后展现出来。 后来上了中学，我开始到他在八打靈十四区租的排屋上课，学画油画。杨老师叫人为他用铁打造了多个画架，两边钻几个洞，插上长长的螺丝，先把一块板摆上去，再放上帆布画框，大家就开始写生了。 我们有时画静物，有时画人物。记得小我三岁的表妹曾当过模特儿，因为杨老师说她鼻子弯弯翘翘的，很好看。几个年纪比我大的同学，爱画得很细。我当时崇拜梵谷，油彩厚厚的，一层又一层。每次画完老师走过来添上几笔，总是画龙点睛，一幅画就活起来了。 学素描的时候，我们要带刀片削铅笔。小时候很怕刀削伤手指，总是战战兢兢的。杨老师有时带一些名家的小画册，要我们回家看，看熟它。后来几度搬家，我都带着，一直留在身边。有达芬奇、柯罗、米莱、席里柯、门采尔、拉斐尔等，如今我给女儿看了。 虽然老师幽默风趣，我学画的时候比较害臊，话不多，只是静静地画，默默地仰慕老师。有回他到香港和岭南派大师杨善深学画，林天时代课。林老师如今已经是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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