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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听Chick Corea。一直以来,大师们都遥不可及。这一年来才有机会一睹大师们的风采,开始亲近。几乎每天,Chick都会在他铺上波斯地毯的客厅里,弹琴给我们听。他有时自言自语,有时走到看不见的角落,敲一下锣。就像陪着他练琴一样,从未这么熟络。 Chick总是那么乐观,近80岁的人好像顽童一样,在键盘上游戏。他的音乐是积极的,即便那些深邃的时刻,他的天空最终总是明朗的。 我们却是那么的贪心,难过今后不再面书上看到他开心的脸庞,长长的十指跟我们说话。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多看一点,为什么错过他的课程。 此刻听他的琴声,听他在空中飘荡。Chick永远和我们同在,美丽的大师,我们会想念你。

胡适的活字与死字

 胡适把文字分为"活"与"死"两种。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 。"乘马"是死字,"骑马"是活字,相信是他推崇白话文的最初阶段。 那是20世纪初,一个世纪过去了,白话一百年后,白得不能再白了,写作逐渐不再重视修辞润笔,一切仅为快速传声达意。有的是危言耸听,缺的是达练而令人心领神会的文采。 "文采"是否成了死字,"平铺直叙"甚至"秽语",或精确的学术技术文字才是活字?百年后回首,坚持文字功夫的人都成了食古不化的老家伙,"文采"就如"文言文",看得懂的没有几个。未来文学写作的语言,将综合各种语言方言,讲究的是5秒内引人瞩目,50分钟后依然目不转睛,以这个目标而写,为无限的眼球而写。 文言精简,白话易懂。有朝一日,白话成为精简的标准时,文言文5秒内所描写的,变成了未来50分钟累赘的文字? 死字和活字随着时间变迁,无数次重新定义,简直是他妈的不理文字的死活了。

读书流水账

最小的读书记忆,是到宝石戏院附近的书报摊买《叮当》和《儿童乐园》。一份六毛钱,全彩色。书报摊有个架子,摆了几本书。其中感兴趣的是《敏儿流浪记》,还有《苦海孤雏》,算是我最初阅读的小说,夹着几张插画而已。《儿童乐园》后几页是 “ 叮当 ” ,中间几页是 “ 小圆圆 ” ,还有一篇翻译的漫画。 Wisma Pertama 里有间 “ 世界书局 ” ,卖了不少香港出版的儿童少年小说。其中最迷金依描绘工厂妹艰苦生活的小说,这些姐姐们坚韧的精神,是我的启蒙中共洗脑教育。那个时期,无论什么场合,我都穿一条染了油彩的牛仔裤配一件免费的广告恤衫,脚上一双人字拖鞋。到了中学我还是这个装扮,想想现在其实还是一样。 后来发现母亲床边有几本琼瑶、严沁。看了《一颗红豆》、《窗外》、《夜朦胧鸟朦胧》之类的言情小说。母亲只有小六的正式教育,但她买了巴金的《家》《春》《秋》给我看,后来一直看下去,几乎都收齐了。几年前搬来江沙,散书时整套让给了朋友。 进入中学时期,看的都是五四的小说。故事里的主角常患上肺病,想必那时候流行吧。因此看到同学咳嗽有血,在功课上交日记时写了某某患上肺病,吓得老师赶紧把同学叫去办公室问,原来是发热气。 大概中二开始吧,台湾流行民歌,一边听 “ 外婆的澎湖湾 ” 一边读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主要是散文和现代诗。这些书也是同时候散出去了,人生不需要这么多负担。 周末搭 30 号 Sri Jaya 巴士到茨厂街,逛大众书局、上海书局,顺便光顾 “ 绿岛 ” 买卡带。那时候台湾文学是主流,梦想就是到台湾念文学。 然而事与愿违,父亲反对念文学这么虚幻的梦想,奇怪的是他反而对音乐没有意见,或者如一般人的想法,女孩子当个钢琴老师是好的。 中学时后我也开始看些英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道林格林的画像》等等企鹅出版的经典。我的英文也是这样硬啃回来的,本来仅仅为了和英校生抬杠,也幸好被英校生揶揄,否则英文或许不长进。 谁的少年没有金庸和古龙,租书店便宜看了一套又一套,顺便看看倪匡和亦舒。 留学那几年书看得少了,外国杂志倒是看了不少,如《 Interview 》。那时候喜欢 Andy Warhol ,觉得新鲜前卫。他办的杂志带起了一股清新的风潮,影响了不少年轻人。 回国后的读书印象开始模糊了。读得很多很杂,文学历史政治乱七八糟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喜欢同时看几本书。有时会专注的把一个作者的

现在还摇滚吗?

  和同学聊起摇滚,无可否认的,HipHop已经取代了摇滚的地位,但是,现在还摇滚吗? 我搜了几首最新格林美摇滚歌曲提名名单,听了Haim的《The Steps》,像Sheryl Crowe;Brittany Howard的《Stay High》,旋律似曾相似,想到了再告诉你。Phoebe Bridgers的《Kyoto》,除了drum pattern非常80年代,Billie Idol那种(竟然想起这个名字)歌声不怎么摇滚。Big Thief的《Not》,咦,怎么像楼上《Kyoto》的旋律?Grace Potter的《Daylight》,有点country的唱腔,但有一会没一会的distortion guitar,削减了乡土风。最后是Fiona Apple的《Shameika》,这个名字不新了,听起来比其他几首反而有点新意。 也有个说法,摇滚走入了电子乐。不是EDM,而是电子摇滚。Dream Theater换作30年前,叫做电子乐、流行乐、重金属吧。Laptronica的Travis Johnson,Kevin Blechdom,甚至有点Brit Pop的Pipas,越听越糊涂,究竟摇滚的定义是什么? 也许很久很久以前,摇滚是有鼓有贝斯有电吉他的组合,歌声来点粗旷的沙哑的,歌词叛逆的不满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一起睡一起醉一起嗨,60-70代吧。80-90年代经济好,连皇族黛安娜也搞摇滚演场会,于查尔斯双双赴会。 如今,还有谁能有Pink Floyd的气势? 2000年开始,不得不承认,摇滚开始陨落了。 年轻人不想呐喊,只想在自己的,或一个小圈子里,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环境之下,摇滚已经irrelevant,不合时宜了。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简单的home recording set up,懂或不懂音乐都好,人人都能做音乐。加上不再需要求唱片公司,人人都能把作品从网上社交管道推出去。 所以,爱摇滚只能怀旧,几首新的作品也许还能激起一点点火花,在音乐奖项上勉强设个类别,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摇滚已经过去了。

永远殖民

 读英国佬Burgess的《The Malayan Trilogy》,三两句抛出一个马来单字,Selamat morning,kedai, kuli等,不伦不类,但是有趣。想想英殖民时代的老外在东南亚,找个本地女子,吃香喝辣的,享尽异国风情,过天堂的日子。 后殖民时代,这种异国情怀依然不变。记得父亲生前的上司都是英国人,来马几年,学本地人在大树下吃咖喱鱼头,冒一头大汗,但住在Kenny Hill,山路迂回才抵达豪宅,长长的阳台,大大的车房。英国人一家大小享受几年的亚洲皇族生活后,回英国降为平民,住小房子,安度晚年,难免回想当年,与父亲鱼雁往返叙旧。 老外走了,殖民建筑还在,后殖民心态依然有迹可寻,但慢慢消逝了。倒是音乐教育比较保守,还是那句老话,考琴要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或三一学院的。看来封闭的教育及教育人士是时候停下步伐,少问点盈利,多关心文化修养了。

半百日记

 周末正午时分能坐在院子里喝咖啡看书,微风吹过轻抚满庭的绿叶,等面团发了做focaccia,是一种闲暇。 人过半百,总有回忆的时候。念书的时候搞华文学会,指挥装满一礼堂的会员是满足。写作投稿,看报章杂志刊登自己的文字是满足。后来做编曲人熬夜,在录音室听自己的作品是满足。挣了钱,花150大洋剪头发,也是满足,几十年前,那是天文数字了。 城里开了纪伊国屋,每周把一天耗在书店里,喝咖啡看书是满足。不编曲后转教音乐,把学院的空调调最冷,穿得像在国外,是满足。中午和同事吃意大利面,看老外厨师是满足。 城里建立地铁,带一群学生浩浩荡荡去国油音乐厅听交响乐,是满足。蹉跎岁月是满足,没想过对社会贡献什么,格局小小地,自我满足。 后来有段时日不满足,跳过不说。开始在龙门阵写专栏,每周一、两篇,从未如此满足过。写着写着,平台也多了,心灵富裕起来,似乎四十过后终于与社会有些关系了,有些作为了。 接着认识了外子,碰上改朝换代如火如荼,跟他东奔西跑办纪录片放映会,跑长屋,讲解环保课题,和爱人共事,是满足中的满足。 改朝换代后国家一塌糊涂,我们归田种地,清清淡淡过日子。两条狗几缸鱼一只龟,院子越种越多花草,慢慢改善生活环境,健康越来越好,孩子快乐地长大。虽然有时乡城两地奔波,但逐渐减少了,安稳踏实了。 晨起河边跑步,教几个真正想学习的同学,自己练琴,研究一点不同的理论,思考音乐的种种。看书读诗,古书也能看懂一些了,从未听爵士听得这么勤,却不费劲。 半退休清心寡欲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满足。

平凡人护平凡人

美国一起种族歧视事件,引起众怒,事情演变至今,恐怕已成为借题发挥倒川普了。 几天前,奥巴马因抗议与选举的争议发言,认为两者缺一不可,应抗议也应付诸于行动。 今早翻看George Orwell的杂文,恰好有篇题为《The Colour Bar》的评论文章,谈到种族歧视时他语重心长,说" It is immensely important to be vigilant against this kind of thing, and to make as much public fuss as possible whenever it happens."  他认为make a fuss才能达到目的,不但不平则鸣,还要把事情搞大才是。 昨晚追韩剧《辅佐官》,里头有两个相对的角色。他们从政的动机一样,就是改变制度,改善人们的生活,但两者采取的方式不同。 一个死脑筋争取,搞得自己落魄潦倒,仍无法改变世界。另一个忍辱负重,不择手段,坚信没有权力是无法改变的。 究竟哪个方式才好,恐怕没有绝对的答案。年轻人说你们上一代做得不够好,我们才需要走上街头。老一辈说拥有权力才能从制度里改变,你们年轻人不懂事。 抗议浪潮席卷美国和香港,有的人把示威当家常便饭,有的考虑家里该不该备一把枪。 也许George Orwell明白,说餐厅不敢得罪白人,才设了“colour bar“,因为老板不能afford to无视白人的需求。 直到有一天,有个黑人在舞厅跳舞被赶了出来。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事,谁料到第二天舞厅老板被起诉。原来,黑人是海地的大使。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海地大使。最终能保护平凡人的,也只有其他的平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