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美国一起种族歧视事件，引起众怒，事情演变至今，恐怕已成为借题发挥倒川普了。 几天前，奥巴马因抗议与选举的争议发言，认为两者缺一不可，应抗议也应付诸于行动。 今早翻看George Orwell的杂文，恰好有篇题为《The Colour Bar》的评论文章，谈到种族歧视时他语重心长，说" It is immensely important to be vigilant against this kind of thing, and to make as much public fuss as possible whenever it happens."  他认为make a fuss才能达到目的，不但不平则鸣，还要把事情搞大才是。 昨晚追韩剧《辅佐官》，里头有两个相对的角色。他们从政的动机一样，就是改变制度，改善人们的生活，但两者采取的方式不同。 一个死脑筋争取，搞得自己落魄潦倒，仍无法改变世界。另一个忍辱负重，不择手段，坚信没有权力是无法改变的。 究竟哪个方式才好，恐怕没有绝对的答案。年轻人说你们上一代做得不够好，我们才需要走上街头。老一辈说拥有权力才能从制度里改变，你们年轻人不懂事。 抗议浪潮席卷美国和香港，有的人把示威当家常便饭，有的考虑家里该不该备一把枪。 也许George Orwell明白，说餐厅不敢得罪白人，才设了“colour bar“，因为老板不能afford to无视白人的需求。 直到有一天，有个黑人在舞厅跳舞被赶了出来。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事，谁料到第二天舞厅老板被起诉。原来，黑人是海地的大使。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海地大使。最终能保护平凡人的，也只有其他的平凡人。

实行GST的第一个早上，吃了一碗6令吉的面。比以往多付了50仙的同时，还要聆听卖面阿嫂诉衷情。从摊子租金讲起，扯到劝諫女儿女婿「跳飞机」，我唯唯诺诺地敷衍她，心里只想安静地吃一碗麵。 后来屈指一算，这碗麵不是比以往贵了6%，而是超过9%。仰天长叹，设身处地为阿嫂想一想，她想必是对大马无望了，认为日子不可能好转，相反的日益艰辛，才对孩子出「跳飞机」这下策。 『他们找不到钱，最后谁辛苦？我还要养他们！』嫂子越讲越是激昂，看她额头上的汗珠，我几乎听到她高声唱：「It's all about the money?/It's all about the dum dum didu dum dum/I don't think it's funny/to see us fade away?」。 我们恨不得迷失在財富里，很不幸的，却消失在税务里，不见天日。消费税实行的第一天出现混乱，征了不该征的税。民间怨声四起，说是政府都还没准备好，更何况是人民呢？我们不敢迷恋新国的安居乐业，只好把矛头指向人家钳制言论自由。钳制言论自由这样的指责放之四海皆准的，讲了人家也不敢说你错。因为，承认民生最基本的要求是安居乐业，就把自己的生活素质比下去了。说到底，我们还需要骨气和尊严撑下去，日子长著呢。 实行GST的第二个早上，我到家附近杂货店买麵包。麵包標价是RM4.05，老板卖我RM3.80，我感动得差点哭了。告诉你，我每咬一口麵包，都含泪感谢老板的仁慈。 25仙算什么？平日有人掉了50仙在街上，我也未必弯腰去捡。但在实行消费税导致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之下，「25仙」无限放大。它是卖方的慷慨与诚实，也是给予买方的意外奖励，它简直就是赤裸裸出现在男人门前风情万种的尤物。 实行GST的第三个早上，一肚子的怨气，大致上在面书吐尽了。由于一点点赚头（25仙），和百般的无奈，我只好再次仰天长叹，法国人说C'est LaVie，美国人称Life Goes On。 我和学生约好下周到梳邦泰勒学院附近的咖啡厅，喝十多令吉的咖啡，吃十多令吉的三文治。再穷也不能穷生活品味，最多卖命多兼两份差事。 大马人被环境磨练成东方不败，我们能面对逆境，不忍气吞声，非吐气吐声不可，然后握紧拳头再战明天，笑傲江湖！换政府？即使换得，生活会更好？那只是谬误，我们认命...

“最后一片叶何时凋零？” 李光耀 201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此感慨。岁月磨人啊，但谁都不否认，李光耀和他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是他不可磨灭的政绩。 李显龙于父亲辞世的早上，通过电视广播哀悼，说到一半，突然哽咽，泪眼盈眶。看到这一幕，新加坡子民泣不成声，隔岸的大马人心有戚戚焉。 “李光耀是新加坡。” 李显龙如是说，没有人敢否定。前天才和朋友聊起，朋友开玩笑说，大马政局已病入膏肓，除非新加坡政府统领大马，否则无可救药了。此言虽荒谬，但也流露出大马子民对新国的仰慕，对新国政府的钦佩，及对大马的沮丧及无奈。 新国的成功，赖以李资政的硬道理。虽硬，却有其温柔的一面。李光耀铁腕执政31年，但当夫人中风病卧床上，他对她体贴呵护，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到床前看望她。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看望夫人。他剥水果给夫人吃，在床边轻声读着19世纪的《Palgrave’s Golden Treasury》，因为那是夫人心爱的诗集。 夫人离开后，铁腕曾表示他尽量不去想如何填补那一片空白。夫人与病魔斗争期间，铁腕学会了静坐，吟诵“Ma-Ra-Na-Ta”（噢，上帝助我）来寻求平静。他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忙碌之余，他想起的总是和夫人愉悦的时光。 前资深报人顾兴光生早年和李资政曾有交手的一次经验，对李资政，他是又爱又恨。顾先生生前说起有次喝早茶，远远看到一个跑步的人影，很像李资政。但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军队的保镖，所以迟疑了一阵。“只是远远地跟着两个贴身，非常低调。” 顾先生点头赞叹。 李资政是个柔情铁汉，像许多致辞时会引用诗词的西方领导，这是他的魅力，也是新国子民爱戴他的原因，更是大马历来领导所缺乏的风范。 最后一片叶，凋零了。但是叶子未凋，新的已长。李光耀说过，无论是智力、政治经验或语言能力，内阁中没人胜过李显龙，并表示，他擅长数学，夫人擅长文学，因此李显龙结合了两者的良好基因。 去年有个新国中学生写了致信《海峡时报》。信上表示，作为一个新国的新一代，她看到了新国一路走来不易。即便民间有些不满的声音，她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新国是如何走到了今天的成就。 《海峡时报》刊登了这位小朋友的信函，李显龙看了立即召见这位新生代，过几天《海峡时报》刊登两位的合照，及李显龙对她的欣赏及感激。亲民，就是爱民。君子爱民如子，子民尽忠报国。 李家王朝，盖世无双。李光耀的辞世，...

斯诺登最近惊爆，现在的美国政府，其实是外星人操控的傀儡！维基解密人披露，外星人总部设在美国內华达州，曾于1930年扶植希特勒上台。 伊朗媒体《Fars News》指出，斯诺登已把美国国防部高密文件交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报道链接了俄罗斯媒体《Russia Today》隨后和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勒的访谈。访谈中，保罗表示外星人几千年来都不断地拜访我们。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立刻反击：「为何外星人无法打贏二战呢？论科技，他们的对手不过是cavemen。」 80年代UFO是热门话题，如今普罗对外星人兴趣缺缺。但是这条「外星人操控美国政府」有卖点、有看头，可以警世，也可娱乐。最重要的是，谁斗胆想过，美国大哥的背后有个Big Man！ 信不信，不由你。这样高密的消息，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游戏道具。斯诺登如今是俄罗斯庇护的玩家，他怎么玩，普罗只有看的份。不过话说《曼谷邮报》的名评论人Voranai Vanijaka写了篇《The「Big Man」Theory》，说每个朝向民主的路程，必有Big Man。东南亚国家都操控在这些BigMan的手里，他们有的在舞台上，有的在幕后。Bigman通过民主选举增强力量，只是他们的领导方式往往少了民主价值。 他认为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暴动虽加速进展，但独裁者与此同时崛起。泰国人反英叻作为傀儡的塔辛政权，因为塔辛是BigMan。但扶持素贴无补于事，因为这是两个BigMan的乒乓赛，谁贏谁输，根本的终归一样，不会改变，换的不过是面孔而已。 看看大马，我们有的是Big Man。曾经，Big Man都是巫统政要。马哈迪，yes。纳吉，maybe。但如今反对势力渐强，我们看到了火箭BigMan林冠英。林冠英在他的地盘，启动建高速公路、填海计划、海底隧道及各种硬体发展计划。恐怕，檳城越来越像吉隆坡了。 有些檳城人察觉有些东西在消失，有的还浸淫在「幸好有你」的美好感觉，是的，林首长將把檳城发展成先进的新加坡。 「檳消协」及「大马自然之友」主席给林首长的公开信写道：「（从政者）要建世界最长的桥、最高的楼和最宽的高速公路，向选民证明他们是有做事的，不是没作为的。」究竟檳城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然后在壁画前拍照自慰？这些工程的承包商，和巫统又有没有关係？ Big Man的游戏规则，利益当先，巫统是这样，火箭如出一辙。乒乓归乒乓，普罗要清醒，因为民主的最终目...

泰国反政府示威，喊封城就封城，曼谷瘫痪，已进入第二周。示威者游行时，天外飞来M26手榴弹，轰，炸！30多名示威者受伤，一人死。目击者看到手榴弹从一栋荒废的建筑拋出来，示威者立即围堵其建筑物，阻止警察进入，以防证据被毁灭。结果搜到的东西，包括两个警察徽章。 有的大马人认为，反对派领袖素贴和利益集团有裙带关係，英叻政府则帮助穷人，所以英叻忠，素贴奸。实际上，英叻政府终归是塔辛政府，英叻不过是个傀儡。Tom Plate在其著作《Conversations with Thaksin》的字里行间透露，塔辛的扶贫政策与他的財富不无关係。所以，谁忠谁奸，要看问的是谁了。 根据去年底「亚洲基金会」的统计显示，素贴的支持者多为城市人，拥有大学教育程度，年龄45-55岁之间，已婚，属较富裕的一群。他们大部分希望终结Shinawatra政权。但是，半数以上开始怀疑民主制度。他们要一个强悍、无需要通过选举选出来的领袖。 那塔辛扶助的贫民支持英叻吗？抱歉，稻农说要加入素贴的行列示威了，因为英叻政府欠5万名稻农一大笔补贴金呢。 因为反政府，所以支持反对派。素贴懂得治国吗？Who cares。Shinawatra政权打民主招牌，但是大家对这样的民主很不满意，也因此开始怀疑民主。 人民要的，未必是领袖要的。领袖要的，未必是人民要的。很多时候人民支持一名领袖，未必因为他有治国理念，给人民提供了一套具体的改进政策。不，因为人民心里已有个底，知道任何领袖选举前的承诺，比婚前的承诺还要脆弱。但是，当人民薪金减少、物价高涨、活得不好、死得莫名其妙的时候，就需要替代的寄托，给自己一个希望。 因此，人心求变。只要是反政府的人或党，生活不如意的人民都支持。就像505大选前，无论民联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求变的人民都配合，不多批评。任何批评的声音，都会被「枪手」的枪声盖过。那些日子，民联身在福中。而人民的眼中只有黑色和白色，好人和坏人，政府和反政府。 505大选后，人民变得现实。加上各门派解雇许多「枪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响。民联却不长进，外头斗输了，就搞內斗。所以，不是民联505大选前后两个样，而是民联本来就是这个模样。 无论泰国或大马，当人民对人和党的支持，建立在一味求反的基础上，抱著反了才打算的心態，对人和党没有严格具体的要求，反不成，不长进，反成了，难不成就成器？ （本文刊登于25/1/2014《东方日...

《The Geography of Bliss》的作者Eric Weiner游走10个国家，寻找幸福的因素。他想知道，究竟是钱、思想、態度、政策或宗教，影响一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我因此得知：卡达尔（Qatar）的人民无需缴付电水费，政府提供免费医药和教育，並津贴大学生。卡达尔没有消费税，也没有所得税。所有成家的男士获政府赠送土地，可免息贷款盖房子，並获得每个月7千美元的津贴！ 读到这里，我赶紧翻看出版日期：2008年。5年了，如今还有如斯的人间天堂吗？于是我请教一位不久前在迪拜工作回来的亲戚。她点点头说，唔，迪拜也差不多。 但是Eric Weiner发现，卡达尔人民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並不快乐。卡达尔人告诉他，钱能买到「尊严」，但不能买幸福。 于是，Eric Weiner到幸福指数最高的冰岛。他发现，每10个冰岛人，必有一个作家。冰岛诺贝尔桂冠作者Halldor Laxness不明白，为什么有「starving artist」这个说法。他说，从事写作的他，从没饿过肚子。 原来，冰岛政府提供作家丰厚的津贴。但冰岛2008年不是面临「全国破產」吗？然而，根据BBC去年10月的一则报道，作家依然生活无虞，还有薪水可领。而且，冰岛人均阅读量与出书量冠于全球。 在冰岛，创作不是艺术家的专利，因为大家都在创作，並乐在其中。 看了10个国家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不禁好奇，大马人的幸福指数是什么呢？根据2013年联合国调查的156个国家当中，大马的幸福指数偏低，排名第56位。原因是，人民对国家前景不乐观、对政府不信任、对国家发展没信心。 我们有无限却没必要的硬体发展，为了「发展」而破坏环境的理所当然。为了发展，文化遗產及弱势群眾「壮烈牺牲」。我们的红树林越来越少，工业污染严重，不得不担心渔获的安全。我们有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拐角遇匪的心惊胆跳。因政治角力，我们有重复不变的宗教爭议。 搞不好，弄穷人民是政府的策略之一，因为人穷志短。百货涨价，我们自顾不暇，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比我们更穷、更惨的人。我们也没时间关心环境、创作，或上街反政府。但是，政府不会把我们穷死，因为走投无路时，我们就来真的了。所以政府很聪明，要我们活得不好，却死不去，那就没力和他较劲了。 我们因此不再关心一切，满肚怨气，变得自私和焦虑。人民越弱，政府的权力就更稳固。典当人民幸福的时候，国阵就贏了。 （本文刊登于8/1/...

泰国衝突，警察死亡。许多大马人不约而同感慨地说：你看人家泰国！ 其实，大部分人还搞不清楚泰国状况，谁忠谁奸，上台下台，总之，泰国人在反政府就是了。对大马人而言，將心比心，反政府这件事我们绝对有共鸣。虽然不太瞭解人家为什么反政府，只要是反，我们打从心里就觉得对，是正义。大马人的心里，官方是民间的对立面。泰国反政府示威，死的是警察，大马人就像看球，看到支持的別国球队射进龙门，有快感。 我们有病了是不是？自己射不进龙门，看別人射就弥补了遗憾？前几天走到哪里都听到「你看人家泰国」，「敢敢拉他下来」，拉的也不知是不是指英叻。总之说了人家泰国，就埋怨大马百货涨价、教育腐败、治安太差、官员太贪。吃饭是这个话题，菜市场也是这个话题。 这回大马怨气很重，出门就是这个呛鼻味道。即使过敏躲在家里，上网也是这个味道。505前无畏无惧的激进精神，已成为歷史上一次最高潮，值得回忆、怀旧。505后，大家都很无奈。睁著眼看2014年涨风刮过来，大家很无助。即使举行「反涨价集会」或「反对消费税集会」，甚至「TheReturnofBersih大集会」，恐怕再也掀不起热潮，伤不到对方一条毛。 论天时地利，我们错过了机会。人民错过，民联领袖也错过。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至少我们上街了。我们可以以一贯的语气，问责挑战我们的「付出」及「功劳」的人：你敢说我们没有跨前一大步了吗？我们更喜欢在被问责的时候，闪出大大的盾：你只会批评，你做过了什么？ 505后大家继续骂政府，深恐旁边那位误会你不再反政府，瞧不起你。政治正確的是骂政府，政治不正確的，是骂大马人等死，noballs。 2014年，中下层的人民很苦，不过他们没时间搞集会反政府，他们要昼夜不停地，打几份工作搵食养家。中层人士不再小资，他们是曾经上街的一群，所以他们要保持政治正確，同时要牺牲几杯卡布奇诺，少几件Zara。他们是最焦虑的一群，因为更高压的工作，令他们更想要这些奢侈品。至于中上层的大马人，6%消费税对他们而言「湿湿水」，他们继续週末在TheMajesticHotel吃自助餐，保持与政要的亲密关係。 所谓「Misery expressed is misery reduced」，发泄了，就舒服了。你看人家泰国！我们要言论自由，要公平选举，要司法公正！ （本文刊登于2/1/2014《东方日报》龙门阵）

缘起：黄进发博士的「恨巫统，就要爱马来人」论述。启发：巴基斯坦作家Mohsin Hamid的著作《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及印度女导演MiraNair执导的同名电影。 先声明，我不打算，也没资格加入学者们对「爱马来人」的討论。但是，以吾人平庸的理解力纵观各翰林学士进諫，除了叹为观止之外，不禁想起MohsinHamid如何称自己为「杂种」（hybridized，mongrelized），及这个称呼背后复杂的心境。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的主角Changez一开始就声称自己爱美国。「I love America。」，他说，眼神坚定。Changez在美国打拼，成为华尔街的一流分析员，交个美国摄影师女友，美国梦如愿以偿。但911后，美国神经绷紧，他过境时被误为恐怖分子而遭到凌辱，被逼脱衣弯腰露臀接受「详细」的搜身。他的女友则把他当作艺术作品，摄影展主题为「Once I had a Pakistani」，大搞波西米亚理想。 美国梦破灭了，Changez对美国的爱，经过三番四次的考验，因爱生恨。爱美国是Changez的纯情单恋，只是美国不爱他。不，美国不但不爱他，美国还怀疑他、消费他。现实逼使他成为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没有了选择。 美国也说爱。美国爱世界、爱和平，美国看到恐击的美国伤，却看不到恐击背后的复杂心境，及其他因美国而多年以来伤得更深的国家。美国911后一直向世界各国发表自己对恐击的看法，但那是美国的独白，属于单向而非双向的举动及分析。 我想，国与国及族与族之间的关係，除了在互相利用的利益关係上制衡，才能达到和谐之外，往往犯的错误，是不切实际的单向空想。 Mohsin Hamid及Mira Nair从小游走于欧美及亚洲国家，所谓的「杂种」其实就是不愿意选择立场的立场。他们的身份隨时转变，可以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美国人，或巴基斯坦英国人、印裔美国人等，再以种族或国籍来界定。他们爱欧美，也爱亚洲，也只有他们这种「杂种」有条件不选择靠边，只有「杂种」懂什么是爱。 而我们是不是像美国一样，坐在白宫里高谈阔论爱，然后以爱之名决定娶谁为妻或休妻？我们是否学好对方的语言，用它来交换彼此的心事与恐惧？或者我们选择TV3的方式称原住民为「Orang Kita」，然后进行刪除记忆，再同化原...

自选举结果公布后，“大选症候群”迷惘失落，各种信息纷繁芜杂，症候群无法辨别真假是非，因此迷失方向，开始怀疑斗争的意义。不上网的安哥安娣倒很踏实，一句“黄德又没有中选，我们还能怎样？”，人生继续。 大选 10 天前， 72 岁老妇涂亚眉开始绝食抗议，至今仍在坚持。她表示除非武吉公满山埃冶金厂和关丹稀土厂关闭，否则她丢命也在所不惜。 集会从国内黑到国外， 21 名大马人在新国黑衣和平示威遭警方逮捕。大马驻新最高专员表示我国“容纳不了极端及情绪化反应”，暗示自己挖坑自己跳。 508 集会抗议舞弊， 20 万人潮，甚至 2011 年砂州选举为人联党站台的光良及张栋梁，也决定转台站，出席盛会高喊“ We all Malaysian and we love Malaysia ！”。后戏？ 28 名演讲者因涉嫌“发表煽动情绪的演讲”被警方传召录供。至于搭便车的，曲终人散。 槟城 12 万黑潮高喊“民主已死”，集会接踵而来，但前上诉庭法官诺阿都拉警告华裔，“必须准备好面对马来社会的报仇”，因为华裔在大选“背叛”了马来人。 面对民联的质疑，选委会表示这次是大马最干净的选举。前门后面旁门，每扇门都可能通往布城。有趣的是，一个月前，类似的戏码在委内瑞拉抢先上映了。 委内瑞拉 4 月 14 日大选，反对派不承认选委会公布的 50.8% 对 49% 的投票成绩，要求在监督下重新计票。已经宣布就职的总统马杜罗拒绝这一项要求，并禁止反对派集会，同时指责反对派“正在寻求发动政变”。 年轻人在街头设路障，燃烧垃圾，敲锅游行，高喊舞弊。武装警察则以催泪弹及“颠覆政府”的罪名对决。冲突造成至少 7 人死亡、 61 受伤、 135 人被捕。 地球两端，虽然委内瑞拉实行一院制国会而非大马的二院制，但两国的结构形式都是联邦制。这次选举，委内瑞拉反对派检举 3200 起违规事件，包括伪造证件及选民册上千个重复身份的选民。马国选区划分不平均的问题，导致赢得 51% 选票的民联无法执政中央。同时，舞弊的声量绝不逊于委内瑞拉。 《经济学人》权威 Daniel Franklin 及 John Andrew 认为， “ 民主在实务上相当脆弱，不但容易受到圈内人操纵金钱力量的腐蚀，还会遭受现实生活中叫人备受挫折的限制束缚。” “民主”就是人...

人民公正党全国副主席苏仁登指我国有30万印裔没有公民权，而首相纳吉驳斥说，仅有9千人而已。先让我们看看这些数据从哪儿来。据知，公正党的数据是以投诉的个案为根据，主要来自园丘印裔工人。 这表示，確实的人数或许更多，因为未必每个没有公民权的印裔都会投诉，更未必到公正党投诉。 首相的数据则以国家登记局今年2月展开的印裔社群「My Daftar」登记运动接获的申请为標准。这也表示，如果没在「My Daftar」展开后再申请，你就不在「9千人」的数据之內。如果之前申请了2年、10年，甚至於30年，你都不在「9千人」的数据之內。 其实，公正党於今年4月已经发佈了「高达30万印裔无法获得公民权」的消息，並指控政府有意將申请公民权的印裔归类为外国人而驳回申请。12月12日，约500名民眾在布城的国民登记局外静坐抗议政府漠视印裔公民权问题。 和两个约70岁的印裔老太太聊起，都说申请了很多年还是无法获得公民权，手上持的是红登记。一个说国民登记局的官员曾跟她要100令吉，说付了钱才能获得登记。她说：「我连工作都没有，我怎样给他100令吉？」旁边那位则表示官员要求她给200令吉，而她也乖乖缴了。但是，至今仍未获得公民权。 有个年轻人，父亲持著蓝登记，但母亲持著红登记，他申请了几次，还是无法通过。因为这样，他不被允许入学。他父亲表示，儿子要做小生意也不能，因为不能註册公司。站在一旁的大叔理直气壮：「就是这样啦，不给他们公民权，他们不能上学，找工作也难，结果就吸毒，怪谁？」 有个67岁的印裔叔叔展示他文件夹里的文件给我们看，除了国民登记局的拒绝信函之外，有写给印度国大党的信，还有给首相纳吉的信。结果皆徒然，他还是持著红色的登记，走了一趟又一趟的国民登记局。问他申请了多少次，他哼一声：「你说呢？我都67岁了！」 大马土生土长却无法获得公民权的人，不止30万名。导演周泽南在2009年的纪录片採访国民登记局总监时，总监承认砂州有6万6千原住民没有公民权。在印裔静坐抗议的集会上，也看到数名未获得公民权的华裔。我们需要要求国民登记局，根据每个族群，呈现一份最新的完整数据。 诚如一位大叔所言，「Kita tumpah darah di negara ini，tapi kita bukan warganegara！」。你说，公平吗？ （本文刊登于15/12/2012《...

在苍白的灯光下，老先生橘色的 恤杉显得异常有神。长屋简陋，几户人家都在草席上坐稳。周遭全都黑压压地，唯有长屋的这一个角落亮着，而发电机的声音特别响。老先生选了一张塑胶椅坐下，恬淡地，不搭讪。偶尔村民过来打招呼，他嘴角一扬，把一张庞大的脸皱成风干的橘子。 初到巴南区的考察队伍忙得不得开交，把“反对建巴南水坝”的横幅反过来当银幕，准备投影。老先生的厚眼睑半阖着，一直到导演启动了投影机，横幅上的画面突然动了起来。他眼睛一亮，也不知道是在片子里看到自己的 加央 同胞，还是听见 Bato Bagi 嘹亮的歌声，引起他心中的变化。 当地人说，没几个人能像 Bato Bagi 这样唱歌，把心里的话唱得动听，让一村子的人和着，唱的和听的人个个热血上腾。那是难求的感觉，有一种亲切、伤恸。恍若大家的心事都糊成一团，热得烙了成饼，却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溃烂的大嘴巴，大口地咀嚼，撒了满地的愤懑。 纪录片里的同胞说出巴贡水坝居民重置后的困境，村民看了连声哀叹。光影里熟悉的果树，他们叫出名字。片子里的同胞捕到猎物，他们惊赞山猪壮啊鱼儿大。一个片子接一个片子播下来，人群中不时同声齐“哇”、“哎哟”不断。最后，总是闪烁的泪光，和难眠的长夜。 老先生的那一颗泪珠，不知怎的，特别巨大。它好比巴南河澎湃的浪花，愤怒得随时冲翻一艘船。这不是泛滥的悲情，也不是对月长吁。当村子被水坝蓄水后的 162 公尺高水位淹没时，老先生的身躯和灵魂将是巴南河上的游魂，怨声回荡，萦绕不去。 他们都不要巨型水坝，因为那是大家没福分享用的高电量。然而，能为村子带来电供的小型水坝，始终是一个河上的幻影。第二天早上，老先生对着摄录机侃侃而谈，看到巴贡水坝一带同胞的命运，和他们无惧的战士精神，他勇敢了。 走的时候，老先生正好乘船归岸，还是那一身橘色的装扮。他向这艘船的人要了打火机，点一根烟。船和船擦身而过，握住他的手时，大家都知道，握的是一个稍不经意就被遗忘的人群和文化，沉在巴南河底时，就太迟了。 他叫做 Bui Jok ，那何止是一个名字而已。 （本文刊登于18/4/2012《东方日报》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