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风云（杨艾琳）

要我说孩子，当然我想形容屋后小溪捉泥鳅嬉闹的情景，或偷个番石榴用锤子把铁钉打进去，和伙伴在家门前斗起陀螺。我不能这么编个故事哄你们，因为我没经历过。 我记忆中和熟悉的孩子形象，是生活在钢骨水泥之间，像土拨鼠一样，在行色匆匆的人潮中，上上下下。你玩过一种玩具吗？它是个旋转圆盘，盘上满满的小鱼儿，此起彼落，嘴巴一张一合。而你的目标就是握住一根细鱼竿，把鱼线尾端的小圆球喂鱼吃。嘴巴一拢，鱼儿就上钩了。 这是我印象中近乎弄鱼戏水的唯一例子。 当我是圆盘上那只小鱼的时候，我的邻居是个叫『喃喃』的小鱼。我们玩在一块，他从来不问我叫啥。他用广东话直呼我『来咗』，因为我每次跑去他家玩，他妈妈就喊：『来咗啦。』 『来咗』小我一岁，妈说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妈总是爱抱着他来我们家，和我比长短。他妈觉得『喃喃』很『大只』，嫌我长得比他儿子『短』。我俩有个共同点，就是不会骑脚踏车，我是指两个轮那种。 不会骑脚踏车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家一打开门就是交通繁忙的道路，有一年我养的狗狗溜出去就这么给车碾过了。在吉隆坡，每天的行程就是从A点到B点，城市的规划没有考虑到A和B之间，有停顿在C的机率。 可是我们城市的孩子过得很写意，最近搭地铁经过中央艺术坊，在那条像沟渠多过河的巴生河岸旁，看到墙上画着雅斯敏阿末的涂鸦。我们可以在城市实用的设计里，发掘一个意外的空间，趁那鱼竿还没找到我们前，做个调皮的小动作，让擦身而过的人莞尔一笑。 我想编个和邻家男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大人却很多意见的八卦故事逗你们开心，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喃喃』后来长大，但是矮我一个头。他到日本跳飞机，而我到美国喝洋水，我没再见到他。 城市的大人没有时间八卦，所以我们很努力寻找观众听众。我们在后院乘凉的方式，是先在Facebook 放话招兵买马，然后选个环境不错的咖啡屋聚集。我们通常很小心防范身边对我们好的人，可是我们稍用心就见真情。我们MSN我们SMS我们电邮沟通，在繁忙的工作间共用午餐，吃炒粿条Nasi Dagang喝拉茶。 虽然住在城里，我们会为小渔村泄毒事件村民舍身救人的精神而潸然泪下。城市与乡村的人表面上似乎互不搭理，其实我们都很在乎彼此。当我听到鱼行东主憋气用棍子救人的时候，我自己先昏倒了。媒体刊登一张图片，几条大汉抬着棺木过独木桥，桥下的水是静止的，两边的渔船定格了。我想那一刻，我的心在棺木里。 很想相信爱国这回事，可是越...

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也许被任达华和他的ixus代表的生活品味深深吸引，人们开始随身携带一架轻便的数码相机，记录某个和朋友相聚的时刻，车上女友恬静的睡相，或餐厅里那个男人的背影。 接下来的日子人们越来越不在乎拍摄效果，自从手机增添了相机功能，无论2.0兆象素或是12.1兆象素，人们拍摄的不再限制于美观养眼的人物景象。他们的兴趣也许你不苟同，他们的对象你无法想象，因为它可以是一个男人油腻脸上的暗疮特写，一杯果汁里垂死的苍蝇，或一只壁虎断了仍在抖动的尾巴。 摄影取代人类有限的记忆，选择性留下部分足迹。张爱玲的《对照记》收集了一些个人和家人的老照片，说是『在乱纹中可以依稀看得出一个自画像来』，还手持头条印着『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报纸，特意为书跋拍了张照片，证明年迈的她当天还活着。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表示，大部分摄录的人性痛苦和不幸是人为的矫揉造作。然而和这类相片的初次接触，负面感觉锋利地把她的人生切割为看到相片之前和之后的两半。『我的悲伤与痛苦虽无可挽回，但感受中有种东西开始变得坚硬起来。我心里有种东西死去了，而另外一种东西却仍在哭泣。』 Fox Talbot在1839年发明了照相机，绝对意想不到记录功能经岁月洗礼，变成一只车碾过的猫四脚呈十字钉在电脑荧幕上。如今刻意设计的框框只限于专业摄影，代替的是即兴的肌肉反射神经反射智慧反射，咔一声留下那一刹那奇奇怪怪的影像，储存在随身碟和电脑硬盘。 不禁想起《Life》杂志以摄影图片为主的说故事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简直就是平面的战争剧场，跨越地球记载生命刻画死亡。即便是煽情也好，怀念那一张1972年获普立兹奖的摄像：南越公路上，一个刚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的小女孩，赤裸着身张开双臂朝镜头奔来。我们看不到的是她灼伤的背，但是这些年来，我还是听到她痛苦的嘶喊。 从殷殷期待的一刹那，到意外巧合的一刹那，至精心设计的一刹那，『一刹那』往往被无限放大。我们拍车祸的事主和车牌，我们学陈冠希拍摄艳照。我们拍摄许月凤和她的胡椒喷雾剂，我们拍摄拖曳地面的西华古玛和那些警员们。除此之外，我们希望捕捉赵明福堕楼那一刻和那一扇窗里的景象，我们还希望拍摄那叠马华完全没有记录的一千万钞票。 可惜的是，即使使用生产显微镜的Leica相机还是无法看到许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毕竟透过相机视窗的真实世界里，最终只有荒谬的表情和突兀的动作，错过的是那一滴血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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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凡买手机或电脑软件，都会附上好几本说明书。你从酷似牛津字典的那本着手，以为手册会用浅白的语言解释复杂的用途和操作程序。但往往事与愿违，工程师用专家的术语讲解，略过任何他觉得你理应懂的事。你不得不承认自己学识肤浅理解力差，然而你不信自己是孤立寡与的蠢材，决定到书局走一趟， 找专为白痴而写的Dummies 和 Idiots Guide 。 曾几何时，大气磅礴的说明书沾了一身米兰昆德拉的气息，实行起『不能承受之轻』的趋势，用五至十页把天才的发明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同样的一本小册子你翻阅几十遍还是无法解答你的疑难杂症。你只好上网搜索资料，加入网上使用者的论坛，希望普天下有比你聪明的人告诉你按了菜单才按选择，或者按了选择才按蓝牙。 你心里无限感慨，经过巨著史诗的岁月，迈入短讯表情符号的日子，说明书不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能指点迷津，一直到你碰到一个很普通的小孩。他不曾拥有你刚买的动画软件，也没用过你的新Blackberry，可是当你搔头皮绞尽脑汁思考棘手的科技问题时，他站在你身旁轻声说了一句：『你按这个看看。』 他的小学程度挑战你的学士学位，他的漫不经心是你的疑窦，反正百『试』不解不如照他的指示也无妨。没有专业的知识，没有使用说明书，他一步一步带你到出口。他不需要采取任何策略，没有先封杀后进击的招式，却轻而易举地镇慑住你，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轻蔑地说：『读什么说明书？都是这样的嘛！』 一切令你叹观止矣，终于明白，年轻人早就懂得科技『潜规则』。难怪翁总前些日子感叹『早懂潜规则，早改写局面』，很多规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好像Blackberry按了菜单才按选择，按选择才按蓝牙，选择了接受对方才能按输送。偏偏说明书不写，却有一群人知道这不言而喻的程序，唯独你不懂，遭四面埋伏，甚至觉得被科技覆没，自己与时俱进的『大限将至』。 你放下手机让电脑进入屏幕保护状态，从书架抽出吴思的《血酬定律》翻到 那一章，吴思的第五条定义是：『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难怪说明书皆不明说，游戏潜规则本身就是隐策略，促使进行交易的主体结成隐蔽的联盟。『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可是翁总不知，吴思写的也不是说明书。翁总要是早知潜规则的血酬定律，就不可能有巴生港口自...

『我必须去爱抚我的战利品了。』说罢她兴冲冲地把买回家的峇迪布摊开在地毯上、沙发上，像个小孩和她的新玩具般自得其乐。这就是奥巴马的母亲，安鄧納姆。 六十年代，奥巴马和他父母还有妹妹住在印尼。安鄧納姆不爱名牌，偏爱峇迪。她对蜡染纺织品的情愫带一点老外窥探亚洲神秘的心态，这位来自美国堪萨斯州道道地地的白人，收存了不少印尼民间的峇迪。 她倒是没老外的习气，买的不是赴宴会穿的华丽款式，而是民间一般朴素漂亮的峇迪。她喜欢土地的米色、褐色、咖啡色，绘上精美的白色、黑色或深蓝色花纹。安鄧納姆把布料裁成宽松的裙子，穿在身上闲游民间，和蜡染工匠话家常。 目前华盛顿纺织博物馆正在展览这些收藏品。 『纺织品是一个社会体系的印记，它反映了社会的元素，特别是峇迪。无论选择什么主题，怎么个穿法，都反映了你属于的那一个社会阶层。』她学会东方的含蓄，素色的低调。那是安鄧納姆的六十年代，奥巴马的童年记忆，印尼的蜡染风采。 美国从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走入六十年代的嬉皮岁月，给越战扭得透不过气。捆绑的自由拧得紧紧的，一旦松绑是一件色彩迷幻的扎染T恤。如果你读过Bobbie Ann Mason的《In Country》或看过Bruce Willis 演的这部电影，你就会知道什么是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认识一个每天抽十四次大麻的越战退伍军人。 嬉皮文化那七彩斑斓的扎染，色晕从美国一层一层渗入世界各地，少年李安人在台湾也笼罩在胡士托反传统的气息之中，至今酝酿成电影新作《Taking Woodstock》。李安说：『胡士托可以說是一個具有高度啟發性的抽象概念。』 蜡染和扎染的制作过程不一样。蜡染是先用液状蜡将图案绘制在布上，染色时着蜡的部分就不会染到颜色，随后除去蜡质，再重复同样过程染另一个颜色。扎染则把布料用绳子先来个五花大绑，才放入染液中，绑扎处因染料无法渗入而形成特殊的图案。 即是说，蜡染的图纹能先构思先造型，唯一不受控制的是一种自然如龟裂的效果。扎染则无法先打样，就如未下定义的自由，染出深浅不均的色晕和复杂的图纹。扎染的psychedelic art颠覆传统解放自由，蜡染则默默地抱守清规和遵循戒律。 安鄧納姆在六十年代从西方扎染的迷幻，走入东方文化蜡染的意蕴，相信对她是个意义非凡的文化冲击，亦间接影响了奥巴马的成长过程。也许是这样的背景和经历，才会培养儿子Barra...

谁是最后一个文艺青年？莊若说张永修当之无愧，除了温文儒雅之外，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廿多岁时就取了个『艺青』的笔名。张永修却说他不再年轻：『正想参加宿将组的跑步运动。』同时认为：『目前大马很流行“最后一个”这词。很响亮，好像就有灭种危机的警报。不过有太多“最后一个了”，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和年轻一代说『文艺青年』，恐怕只会被谑笑是出土文物。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稍微会写几首诗的青年都招人喜欢。当密密麻麻的文稿打成铅字刊登在报章文艺版或《蕉风》杂志上时，男的走在校园顿时多了玉女垂青，女的坐在食堂都有玉树临风的书生遥遥凝望。文艺青年读的书、写的字、看的外文片，都自然地散发着秘教的魅力。 这几天恰逢胡士托音乐节四十周年。1969年的空气里弥漫着反战气息，人们牵手亲吻搂抱，集体浸溺在人性与大自然里。那个只要做爱不要作战的精神，是人类最后的美好梦想，是纯真的末尾篇章。翻过此页，残余的嬉皮精神被商业强暴了，剩下蹂躏之躯冰冷之魂，遗弃在廿一世纪的大路旁。 缅怀胡士托的爱与和平一年比一年竭蹶，我们感叹胡士托精神不再，唏嘘谁是最后一个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的悲哀如今在网上流传成笑话，中国北大的邵夷贝写了一首歌，叫《大齡文藝女青年之歌》。她拨吉他揶揄：『搞艺术的男青年 /搞艺术是为了搞姑娘 /搞姑娘又不只搞她一个/嫁给他干什么呢』又说：『不會做飯的女青年/只能去當第三者/只能被他们潜规则 /奶奶奶奶奶奶的』 中午时分特意到书局去，为了一首诗而买游川的《江流如镜-游川诗手稿集》。书柜旁有个流鼻涕没戴口罩的年轻男子，坐在地上看书。可是他不在看游川的诗集，而是一本专讲iPhone的杂志。少女不爱诗人，只爱iPhone的短讯。没有人再像游川用刀片削尖的铅笔在拍纸簿写诗，连方路和刘艺婉都在Facebook贴片言只语的细腻诗句了。 黄金城写过一篇《没有文学的年代》，叹文学没落，史诗巨作不再。我总觉得越战给美国人带来反思和冲击，几乎把文学和音乐推上顶峰。动乱后飘飘渺渺的的心事，经咀嚼消化就可拨一天空的墨，洒一地的音符。 我们没有乌托邦，我们天天都为政局心烦。然而，文艺青年去了哪？莫非这个空间已经不够性格滋养文学作品了？难道白天喊革命惊天动地，晚上除了在博客谩骂，就不能退离局势保持一段距离，写成精神升华的金色经典吗？ 在这灰蒙蒙的大马，我们不需要嬉皮的扎染T恤，我们不要政治的迷幻药，我们...

且让我这么说吧，人不可貌相。『俊男』如今变了一半：没了前面一半，还有后面一半。当然，他还是男人，我认得他，他认得我。十多年后认得出彼此，算不容易了。 聊啊聊，我慢慢想起，为什么箭啊剑啊都射不准了。他是个天才，天才说话很快，题材不到五分钟就换，很多东西讲，我听得肩膀开始酸，背渐渐痛，耳朵越来越痒。 我想起十多年前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也会肩酸背痛耳痒，感觉那么地熟悉。 我终于找到机会插话，问他：『你看过The Soloist吗？』 『没有，为什么？』 『你让我想起了男主角。』 『他怎么了？』 『他患精神分裂症，说话很快，是个天才。』 『那不是我。』 有一点没有变的，就是俊男始终是个真诚善良的俊男。后来我看看手表，说：『五点了，我怕堵车，走吧。』 晚上我见着木头，我说：『喂，你现在比JinHem靓仔你知道吗？』他很满意地点点头。 『俊男』变了一半，若是还有前面一半，没了后面一半，我会更受不了。谢天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