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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显示的是 二月, 2015的博文

菊花姐的人话鬼话

在菜市场碰到菊花姐,我赶紧把她拉到一角,兴师问罪起来。

“我说菊花姐,你这回可害得我够惨了!上回你给我说了个邪门的事,要我写。我写了,但读者骂我光天化日下,鬼话连篇,天下有这么写专栏的么?”

菊花姐听了,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波涛汹涌,引来不少路人的眼光。

“我啊,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评评理,你说这世道还有人样的么?安华被判入狱,大伙比死了亲人还难受。肛交又怎样?不肛交又怎样?一团肉和洞穴的事,不尽情政治摇摆,还算政客?”

“可是漫画家朱纳画点公仔,也照样被捕。画画而已,又不是来真的。”我想起网上看来的消息,有点赌气。

菊花姐哼一声,说:“鬼画符又怎样?公家说不行就不行。”

“说回世道吧。曾经的‘烈火莫熄’,在干旱的农历新年也燃不起来了。但是人总要悲情一下,说些人话,只不过听多了,尽觉得像鬼话。我昨天还看到某评论人大义凛然地声称,幸好民联三党的基础和基层互动已成型,不再容易被政客操纵。”

“哎哟为哟,这不是光天化日说梦话是什么?反而是鬼话听起来真实,现在的鬼都一副正人君子样,说的都是公理和正义,唾几口吐沫都成章啊。”

“还是大觉寺的和尚说得有理,色既是空,空即是色,我说说鬼话,又何妨?”我身在梦梦昧昧混混噩噩之中,菊花姐拍拍我肩膀:“不扯了,我赶着回去做饼干呢。”

菊花姐扭着腰身离去,我想我也得回去写稿了。“世道已不值得尊重,作为武人,得尊重武功。”作为文人,还是得尊重文字。


(本文载于Cari专栏《凭窗下望—》)

我能飞,我就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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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最近看了出关于观音的音乐剧,令她哭笑不得。她的不满是,观音菩萨应有的庄严相,在这里却变得滑稽。笑谈之间,发现她最大的不满,其实是这出音乐剧,花了天文数字租借灯光设备,最终却「照不出观音相」来,观眾非但无法「相由心生」,还遭歪心眼人质疑財务运用的来龙去脉。

世道这么差,善男子、善女人踊跃购票,想必知道我佛未必亲临,想借一出音乐剧的艺术昇华,闻得我佛说法,启发「善」心,以积得无量之福。「信念」的正能量,足以铁杵磨针,消除浩劫,岂能被灯光戏弄?「照不出观音相」也怪不得追崇正道的善男子、善女人摇头了。

东方人最讲个「信」字。信心、信仰、信念云云,无非是在这尔虞我诈的世道中,给自己多一点希望。西方人亦信仰至上,否则出庭证人何必手持圣经宣誓?就是相信有更高的权威,叫你不得耍赖。

耗时12年拍摄的电影《少年时代》(Boyhood)的男主角梅森在车上与女友对话,说今人夹在现实与虚擬之间。他对人与人之间缺乏现实的交流反感,为何要「瞭解」一个人时,非得从那个人的面子书上获得信息,纵然那些信息未必真实。

「信念」散发正能量

梅森的女友举出种种面子书的好处反驳,表示面子书的资讯能省下不必要的麻烦,隨时获取朋友的活动信息,比方说,某某养了一只可爱的猪。

现代人信仰「信息」,纵使信息未必真切。「信息」也是希望的一种,它在你寂寞的晚上让你觉得你不是孤独一个人,它在你对世道冷漠时,操纵你去关心一些什么,贏得你一掬一掬的同情泪水,或者满腔的热血。

你要「相信」,R.凯利(R.Kelly)如是唱:「I Believe I Can Fly」。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我相信我能飞起来,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我能飞,我能飞,我就能飞。

印度有个俊俏的诗人Kaifi Azmi,他是个关切社会的社运人士。老年的他在一个贫穷的小镇建校,並设立了一个福利中心。他在中心的每个房间安装了一个风扇,就在安装的当晚,风扇都被村民偷盗了。他夫人大怒:「我不明白为何Kaifi要为这些不惜福的人鞠躬尽瘁?」

Kaifi语重心长地回答:「当你为改变而努力时,必须预料到你这一世未必见证改变。但若你坚持继续,改变终会来临,即便它是你离去之后。」

夫人听了,觉得她先生是个巨人,有巨人的胸怀。这就是「信念」的正能量了,在你万念俱灰的时候,灯打对了,照出了观音相,相由心生,我能飞,只要我相信。

(本文刊登于25/2/2015《东方日报》龙门阵…

穆斯林太不懂幽默

话说「丹麦连环枪击案」和巴黎的《查理週刊》总部枪击案,如出一辙。报道指出,案发时,咖啡馆正举行艺术论坛,出席者包括维尔克斯,那个讽刺先知惹怒穆斯林的漫画家。

《查理週刊》总部枪击案后,漫画家们一致认为,穆斯林太不懂幽默了。幽默是一门高深的艺术,不是说要懂就懂。有的人与生俱来,有的靠后天的修养,无论莞尔,或会心一笑,都有时候。

或者我们要问幽默大师林语堂,何谓幽默也?林先生的《八十自述》开章就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写道: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

这就怪不得穆斯林不懂幽默了,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丹麦案发当时,眾艺术家品咖啡论艺术。他们討论「幽默」了吗?討论「艺术的幽默」,或者「幽默的艺术」了吗?当然,不懂幽默而杀戮,罪不可赦。这是各国领袖都认同的,甚至上街表態了。倘若换著穆斯林画漫画,登在什么《阿里週刊》揶揄耶穌,不晓得耶穌的子弟会否哈哈大笑,或抿嘴一笑,还是派遣4000名军人,携带重型装备,进行覆盖式的扫击?或者,漫画揶揄犹太人这些神拣选的「Chosen People」,犹太人会否因此恼羞成怒,一夜之间把巴勒斯坦烧成炭灰?

前美国中情局(CIA)官员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在本月的一篇博文,提出了「艺术的责任」(artistic responsibility)。他解释,西方人开口幽默,闭口幽默的同时,其实潜伏著一场多数对少数的「权力游戏」。《查理週刊》的「幽默」漫画,取悦了西方人,却侮辱了在西方国家的少数人口,及文化身份极其脆弱的穆斯林。格雷厄姆·富勒认为,西方人的「言论自由」其实是局限在「自以为是」的框框內。

我们有发言的权力,但权力是否需附带著社会责任?记得我小时候有个习惯,就是以嘲讽同学为乐。我喜欢挑点小事,讲些刻薄的话,自娱娱人。和我一起的同学,很享受我的尖酸刻薄。也因为这样,我酸人不留情,还洋洋得意。有一天,一位女同学忍不住了,气冲冲地抬起头指著我鼻子说:「你整天讽刺人,你知道人家心里多难受吗?」你知道人家心里多难受吗?

玩笑开大了,被人刮巴掌,还道別人凶狠。当「恐怖分子」自杀攻击时,谁想过,那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的没有选择。美国知识分子乔姆斯基(NoamChomsky)于情人节前夕接受「Alternative Radio」的访问时,鼓励大家读一读格雷厄姆·富勒的文章〈The…

条子

条子,是比较不道地的称呼。这样的標题是障眼法,方便通过小心翼翼的编辑那一关,也避免吸引有关部门的专业读报人,把文章翻译成国语进諫皇上,给报馆惹麻烦。

条子,是台湾人对警察的俗称。我这里要说的,未必是警察。在大马,我们简称为「SB」。可別误会,「SB」不是大陆人的粗话(上回在文章用到这字眼,被读者投诉,在这里就不写明了),亦非「邵氏兄弟」也。

搞政治或社会活动的朋友都会告诉你,活动进行时,有很大的机会,你会在人群中发现一些「特殊」的人物。所谓「特殊」,就好比在菜市场里,发现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假装买菜。或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发现拎菜篮的阿嫂,在电脑前写计划书。

参加政治讲座的人,都有一个样。参加社运活动的人,又是一个样。这些「特殊」的人,也有一个样。

一般上,他们的皮肤黝黑,穿件图案不显眼的黑色T恤,配条暗色牛仔裤。他们的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绝不獐头鼠目。有的掛了个黑色肩袋,尽量的做个最普通不过的「普通人」,但他们手上的摄像机或录像机,往往出卖了他们。

他们是探子。探子的工作范围很简单:把参与活动的人,通通摄下,交给有关部门。要是有主讲人,或聚会的领头,他们就成为探子的主要对象。当然,隨行的也逃不过镜头,立刻补上几张。镜头从不同角度,拍摄参与者或观眾。

若当时播放幻灯片或影片,探子一旦发现他们看懂的语文,就赶紧拍下来。要是非常迫切的活动,就会有人持手机拍摄,立即传送出去,及时报告。

有的探子是活动的常客,见多几次,大家就给他们递上茶水,哈啦两下,混熟了。拍吧,反正你们也有妻儿要养。探子通常暗中行事,但也有故意张扬的时候。比方说,有的活动威胁到有关单位,探子的数量就会多添几个。这时,探子就比较像条子了,多架摄相机和录像机很张扬地对准参与者或观眾,卡嚓卡嚓卡嚓个没完没了,要你听到看到心惊胆跳,拉了跨最好逃离现场,逃回温暖的家,从此不再出门。

群体出动的探子要分工。负责摄影的,一两个就够。其余的前来搭訕,问你哪里来,做什么来著云云。要是反问他,他回个无关紧要的名堂应酬你。

一直以来,探子的僱主在朝。在野的是否也开始僱用探子,鱼目混珠,侦察民间呢?哎呀,这个我太不敢相信了,恕我妄言妄听。

(本文刊登于1/2/2015《东方日报》龙门阵)

邪门的事

隔两家的邻居做白事,搭起帐篷准备后事。菊花姐的小孩和邻居小孩,隔着一个篱笆抬杠起来。

“有人死了。”
“不是,是老了,做party。”
“不是,是有人死了!”
“不是,我们做party也是这样,只是他们屋子盖(帐篷)到完,我们没有而已。”
“人家party是五颜六色的,哪有黑白的?”

两家小孩不是不是个没完没了,争得面红耳赤。

刚巧车子挡着菊花姐家大门,菊花姐过去唤人移车,趁机瞄了一眼。厅堂阴森森的,灵柩旁摆了纸扎车纸扎楼阁,她不敢多瞧,赶紧回屋里。

说来也挺邪门的,搭篷帐的前一晚,菊花姐突然猛打喷嚏,眼睛睁不开,就是想睡觉。这感觉不是没试过,上回有往生者托梦,菊花姐还呕吐了。于是,吞了一颗抗组安剂,要是过敏一个时辰就好,怎晓得晚上还发起高烧。

第二天下午,昏昏迷迷中,听到邻居搭帐篷了。

上回往生者托梦,也是农历新年之前。菊花姐和拍片子的爱人到威省拍摄红树林与渔民的课题,来到一个很老的红树林,树干很粗,树林很深。菊花姐渐渐地感到不适,眼睛睁不开。后来菊花姐和爱人说她必须睡一觉才行。回到酒店,菊花姐吐了。那一觉,很短。睡着后,就有个中年男人微笑迎面而来,要菊花姐代劳,感谢她的爱人,然后转身就走了。

一睁开眼,爱人坐在床边看资料。菊花姐说,她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的人要我代他谢谢你呢。”菊花姐形容了那个人的模样,爱人一愣,想了想,似乎有点头绪。“啊,莫非是程咬金?”菊花姐没听说过这名字,爱人告诉她是渔民协会的前主席,他俩挺要好的,最近才知道他死了。

后来爱人找了程某的剪报给菊花姐看,邪门,还真是他。

醒来后特别饿,下楼吃了好大的一碗肉骨茶,精神顿时奕奕起来。

想到这里,才发现夹在菊花姐家和做白事那家的邻居,从早上就不见人影了。他们家信耶稣,跑得还真快。菊花姐心里嘀咕,走也不唤我一块走,真是的。

烧未见退,今晚打斋招魂哭灵的,菊花姐身子未必受得住。草草打包,住酒店去算了。

(本文载于Cari专栏《凭窗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