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31日星期二

画家泰戈尔



不是我搞错,也不是你看错,泰戈尔不但是一个诗人,还是个画家。

走进Dwarkanath Tagore Lane,来到一座红色的建筑物。这是泰戈尔大学文学院。泰戈尔创办的学府Shantiniketan则在加尔各答136公里外,是一间著名的大学,印度前总统英迪拉甘地和获得1992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导演Satyajit Ray皆是这里的毕业生。但是,小巷里这栋红色的建筑物,才是泰戈尔出生和辞世的地方。

来印度之前,我对泰戈尔相当陌生。认识也就停留在小时候翻阅的一些诗集,记得都是大陆译本,也可能是语言的关系,对他的诗没有深刻的印象,而且无法把泰戈尔和想像中的印度扯在一起。

这时,我来到泰戈尔曾经栖息的地方,因闯入他的私人空间而尴尬。故居总是诡异的,尤其是访客稀落的时候。廖然间,身著白袍的泰戈尔从书桌上拿了一叠纸,紧锁眉头坐卧床上,写下突来的灵感:“There is a vast wilderness whose name is Heart”。他双手扶着脑后枕在垫上,深邃的眼神是温柔的,含混地低语着:“Whose interlacing forest branches dandle and rock darkness..”而后,顿了一下。接着唇间呼出遥远的声音:“..like an infant”,泡泡轻浮在屏住的呼吸,他眼泛灵光,俯首写了下一句:“I lost my way is its depth”。

但是我怎么都意料不到,泰戈尔的画出其不意地给我一个惊喜。或许我不该这么说,因为全是我的有意才有出其不意的际遇。推开画室的木门,眼前的影像触动一种笼统的感觉,没有任何突显的画作,来袭的却是一股熔岩,它是热情的挣扎的困扰的,而我被吮吸进一个不能自拔的漩涡里,在崩塌的火山口,随着熔岩沸腾升起来,在橙红色的世界里继续升温。而这一间画室,不过是普通卧房的面积。

泰戈尔不曾接受任何正式训练,也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不像其他名家,受不同门派的特色与技巧约束。他的颜料和材料皆是顺手拈来的笔和纸,画风粗糙,线条无羁,颜色以黑色和熔岩般的橙红色为主。勾勒几笔的人像,流露无限郁郁寡欢。一个人为什么60岁以后才开始画画?也许文字已经不够直接。泰戈尔曾经在国外展出画作的时候表示,语言是一种障碍,而画反而能直接触动心灵,无需通过翻译就能与人沟通。

写到这里,我不想总结泰戈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想让你知道我如何看泰戈尔这个人。当他的画超越所有名家给我的直接感受时,我开始明白艺术。

(本文刊登于2/1/2012《东方日报》龙门阵)

2012年1月28日星期六

印度访书因缘



加尔各答大学附近的College St.是爱书人的天堂,我的旅游介绍书这么说。

找到College St.的时候,书店都没开,只有几个摊子摆卖乱七八糟的旧书。有点失望,但这时街头聚集了一些人。街上设了个舞台,原来当天有个书商大会,商讨书商的权益,书商想必提早关门赴会吧。

第二天回来,以为下错车站。眼前满满的都是书店书摊,左拐右转是书,前街后街还是书。心跳顿时加剧,却发现琳琅满目的,都是学校教科书和参考书,主要是电脑和医科,只有一两个摊子摆着文学经典,当代作品少得可怜,心凉了半截。

倒是有一间老左专卖店,门外显眼的镰刀鎚子标志,店里马克思恩格斯应有尽有。店里出来天色已黑,这时候湿婆、提婆、迦梨、提毗众神显灵,阴暗处有间不起眼的“Indiana”书店,居然卖了各种不同领域的书籍,包括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电影,只可惜除了几位有名的作者之外,店里很少印度著作。

书店很小,书架塞得满满,前后叠了几层书,地上也堆书如山。书店老板说,拿拿拿,即使书掉在地上也不打紧,我的店太小,书太多了。突然想起逛吉隆坡一家旧书店的际遇。那间书店卖了不少好书,有些可能没再版了。记得我想把叠在几本书下的哈维尔抽出来看时,任职几十年的女店员即刻大声阻止。我说那我怎么看书呢,她哼了一声,说老外不知多喜欢她的书店呢。当时我抛下一句“那你卖老外好了”,转身走出书店。遇到卖国贼,可惜没个李香兰的长相。

Indiana”的老板Amitava Deb感慨万千,说College St.太不像话了,如今都卖“实用”的书籍,想当年啊,唉。叹息声萦绕在小小的书店里,回音持续不断,久久不散。道别之前,他介绍了出版社的书店“Motilal Banarsidass”。

Motilal Banarsidass”的店面和“Indiana”不相上下,挤满了宗教与哲学书,难得的是,大部分都是印度著作。老板Tapan Chatterjee很爱笑,在店里邂逅的年轻情侣说,他们每个星期至少拜访这书店一次。男的是工程师,却著书研究东南亚问题。女的修着博士学位,长得很好看,看到外国来的爱书朋友,她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不少印度著作。后来还来了个教授,带了他的新著作给Tapan看。

爱书,即使找遍每一个旮旯都不放过。我想起Amitava,爱书是持续不断的叹息声。我也听到了Tapan的笑声,那是爱书之乐。

(本文刊登于25/1/2012《东方日报》龙门阵)

图:Motilal Banarsidass 书店,左-右: 周泽南,Tapan Chatterjee,某大学教授,店员)

2012年1月25日星期三

第一棵树和最后一棵树


“贫穷”不是一个好看的字眼。或许,你现在已经决定不看下去了,你说,不是不想看,而是看不下去。“贫穷”这个字眼无法为你带来愉悦或痛快的感觉,如果对它凝视太久,你浑身不自在,心里不舒服。但是你辩说那是无奈,因为“贫穷”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议题,你的力量太微弱了,既然帮不上忙,还是别让自己难受。

但是,当你在报章上看到病魔缠身没钱求医的个案时,你觉得相片里的老奶奶很可怜,那感觉近乎你在网上看到削瘦的安妮婆婆湿了一身的黄衣孤身背对镇暴队的感觉,酸啊。于是你写了一张支票,认为你有能力帮的时候你一定会帮,顿时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继续过你的日常生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一项调查,分发两款传单募捐。一份写着非洲地区被饥荒影响的人数,以及多少人需要粮食援助。数据显示百万和千万的庞大数目,结果募到的款项不甚理想。

另一份传单则印着一张小女孩的相片,写着如果你慷慨解囊,就能提供这个7岁女孩食物、教育、医药和卫生设备。结果这份传单募到的捐款超越第一份的一倍以上。

这说明了什么?同一个募捐款项,两种处理手法,成效固然不同。面对全球贫穷的庞大问题时,你除了沮丧,认为无能为力,更怀疑捐款最终落在谁的手上。然而,贫穷不是募捐就能解决的问题,正如你认为给个乞丐几个零钱,并不能消除乞讨的现象一样。

许多人听说印度和非洲的贫穷,就谢天谢地大马是个天堂。很抱歉,那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谎言。当然,我们的贫穷人口不能与印度和非洲相比,但是生活在中上阶层的你和我,希望国家发展无阻,有者更认为一些食古不化的人群,应该牺牲他们的生活方式,而非阻碍国家建设。岂不知“发展“一词已被劫持,政客和利益集团把发展诠释为“经济发展”。如此一来,日复一日,大家也不觉得文字劫持制造了不少问题,同时也把很多侵权的事件合理化。


事实上,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联合国开发计划联署把“发展”定义为“发展的基本目的,就是创建一种能够使人长期地享受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发展是人的发展,为了人的发展,由人去从事的发展。”

让我们再确定一遍:是“人”的发展,而非“经济”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而非为了“经济”的发展。无疑的,经济发展牺牲了不少弱势群众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不止掠夺了他们的土地,更消灭了他们的文化艺术,最后导致他们陷入贫穷的深渊。比方说,东马加央族的坟墓木雕,要是摆在罗丹的石雕旁,说不定更多人叹为观止。但是自从建立了巴贡水坝,很多坟墓都被水淹没了。相信大部分人没见过我所说的木雕,当你兴起见识大马最美丽的艺术的冲动时,它已被淹没得七七八八了。

印度诺贝尔得奖者经济学家Amartya Sen认为贫穷浪费人才。他说:“贫穷不止是缺钱,它令一个人无法意识到和实现他作为人类的潜质。”许多人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我们都相信,只要肯努力,怎么可能没饭吃?有时候可能是这样,但大部分时候,贫穷是因为出身、际遇与客观环境导致的,因为政治环境和机制,权利平白无故被掠夺,导致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现象,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扶贫政策。

贫穷确实是个庞大的问题,但是,若我们愿意从了解“贫穷”开始,而非忽略它、排斥它,才能避免贫穷现象加剧,从而逐步解决目前的贫民问题。比方说,边缘化不是种族问题,而是“被发展”的问题。我们更应该质问,“被发展”惠及人民,还是仅仅惠及少数权贵?假设部分惠及人民,那牺牲的是什么?姑且不提环境污染和文化古迹或艺术的保存,若影响小部分人的生计,政府如何处置那小部分人,处置的居住环境是否适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若政府当局没有安顿这些人,他们将会如何继续生活、在哪里生活、居住的环境是否有卫生设备、孩子是否必须放弃上学等等问题。

贫穷与我们何干?从表面看来,我们生活上甚少接触贫穷阶层,大可选择视而不见,唱K喝茶上网过安乐的日子。但深一层想,很多社会问题、罪行、国家暴乱、变种疾病、种族和宗教纠纷等等,皆从贫穷开始。相信我,种种问题最终都会落在你面前。贫穷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牌。而每张牌倒下的时候,一张比一张的速度和能量大。第一棵树被砍伐,最后整个森林会消失。别忘了,你也是这个森林里的一棵树。

(本文刊登于24/1/2012《东方日报》名家)

2012年1月17日星期二

选择与没有选择没有之间



我们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把炸药捆在身上,与其他人同归于尽。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穷人没钱还要买酒喝。比如,东马原住民在没有电水的供应下,用发电机在长屋通宵达旦载歌载舞,一个节庆耗掉半年的薪金。我们不明白,有些人穷了病了,居然有电视机和手机。

也许你隐约琢磨得到,一个26岁的青年为什么选择自焚,触发了写下历史的茉莉花革命。你说,一个人势必走投无路,才选择这样的途径。但是你问,革命自焚和穷人花钱的方式,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关于选择与没有选择的道理。不,这是关于选择与没有选择的事实,两者之间,没有之间。

举个真实例子:有个贫穷的原住民妇女,养了9个没钱上学的孩子,父亲病卧在床。她们一家因巴贡水坝工程,被迫迁至政府重置区。很不幸的,这里乃不毛之地,无法农耕。为了照顾小孩,她不能到外地找工作。所以,这个女人一家需要救济。

作为一个掏腰包的人,你会问:她会把钱用来买食物吗?我们怎么确保她把钱用在孩子的教育上?她的丈夫呢?他不能到城里工作养家吗?

这些是很正常的疑问,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穷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因为贫穷,他们的要求和我们不一样。。

研究显示,一个劳工一天需要24百卡路里的能量,以菲利宾的生活水平统计,每个人只需1美金就可以生存了,条件是,只能吃香蕉和鸡蛋而已。但是,谁愿意每天吃香蕉和鸡蛋呢?非政府组织曾经在摩洛哥做统计,问一个穷人如果他有多一点钱,会怎么用。他回答:『买多一点食物。』后来发现他家居然有电视和DVD机,问他:『你已经吃不够了,为什么还买这些东西呢?』他笑着回答:『但是,电视比食物重要啊!』

要明白,他的村子没城里的消遣活动,换句话说,村里的生活很沉默。这显示,生活乐趣比吃还重要,即使他们的房子没有基本水供和卫生设施,他们不能没有电视,更想尝尝好吃一点的食物。

但是,多贫穷也好,穷要穷得有尊严,这不是买电视能弥补的遗憾。持续的羞辱和欺压会迫使一个人反弹。当少数人被边缘化的时候,反弹的力量微弱,社会和制度可以弃之不理。但人数累积成多的时候,反弹的力量足以创造历史。看电视比吃重要,活得有尊严比活着更重要,有选择与没有选择,没有之间。

(本文刊登于18/1/2012《东方日报》龙门阵)

2012年1月15日星期日

见识印度爱经



去年圣诞节期间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一游,买了一样一直以来很想拥有的东西:《印度爱经》(Kama Sutra)。这本经书在大马属儿童、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也不宜的审查阶级,除非你在网上下载,或像我一样老远跑到国外买,否则无缘一睹其风采。

如果有个男人告诉你他买《印度爱经》全是为了它美丽的诗篇,我劝你还是别和他约会了。如果说这话的是个女人,看来你需要花多一点时间与她“坦诚相对”。举个例子吧,当作者Vatsyayana描绘他心中完美的“Padmini”(梵文意指“坐莲的女人”)时,这么写道:“她的眼眸明亮而美丽,如小鹿浑圆的眼珠。她的胸脯坚硬、丰满且高挺。她的oo(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像绽放的花蕾,她爱的种籽香如百合花…”。美丽的诗篇?算了吧。

其实,印度有三本著名的爱经,另外两本是《Ananga-Ranga》和《Perfumed Garden》。也许我们对“性爱”抱着太重的罪恶感,才尽可能掩饰心底偷窥的欲望。历史学家相信《印度爱经》创作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内容涉及男女学习性爱技巧的重要性,说明什么长度的阳具配什么深度的oo。它介绍性爱姿势,包括如何接吻、前戏、口交、躺的各姿势、激情时怎么抓和咬对方、“聚众淫乱”,人兽交等等。它谈及作为女子与妻子应该如何如何,甚至描写男人在性行为中应该如何打女人,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与人妻交合。

原著纯文字,但是现代版几乎都附上了插画,而这些插画大都是历代的印度艺术品,包括Khajurahu神庙外迷人的性爱雕像,有些显示一个倒立的男人和6个女人“醒时同交欢”,肢体和器官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实在令人膛目结舌。

许多人好奇,想见识印度古老文化有没有108个性爱招式。美国女性杂志《Cosmopolitan》曾经以《印度爱经》为主题,让一对男女尝试爱经的各招式,每期写一篇“试后感言”,犹如学会食谱上的每一道菜,再评评好不好吃、难不难煮一样。当然,杂志绝对不敢提及打女人、聚众淫乱、勾人妻的部分。

好奇过后,才发现《印度爱经》把印度世袭阶级摊开在床上。它把女人分为不同等级,说明哪一些女人值得追求,哪一些只能唾弃。高级的女人皮肤白皙柔滑,下等的女人则皮肤黝黑且粗糙。但是《爱经》不住地强调男人爱女人就要满足她。它这么说:一个男人同时和多个女人交欢,有时不是他的意愿,只是为了满足他的女人们。

《印度爱经》?见识了。

(本文刊登于15/1/2012《东方日报》文荟)


2012年1月10日星期二

贫穷与你何干



从加尔各答回来,朋友见面就问:『看到贫民窟吗?』她当时用的字眼是“slum”,叫我想起电影《Slumdog Millionaire》。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记得来自印度孟买贫民窟的主角,如何在电视游戏节目《百万大富翁》中一路过关斩将。这部片子一度令孟买的窟民走上街头,高举牌子抗议:“I AM NOT A SLUMDOG I AM THE FUTURE OF INDIA”。

把贫民窟的贫民为“狗”,英国制片Danny Boyle也太不体贴了。人可以穷,但不能穷得没有尊严。孟买也好,加尔各答也好,新德里也好,贫民窟已经是印度城市的固定景观。穷,是大家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它等于脏、臭、病,一个你乐意掏钱救济,却不愿亲自踏入的地方。

但是,印度不是要超越中国了吗?旅美学者薛涌去年10月写了一篇经济评论,题为《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文中提出印度超越中国的本钱,一在人口,二在制度。他认为中国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印度则放弃了英迪拉甘地推行的节育措施,因而劳动人口猛涨。

问题是,印度已达致10亿人口。但是为了发展,政府鼓励村民迁移至城市。有些人进了城才发现无法在城里生存,因为大部分城市人都排斥他们,把他们标签为窟民、小偷。结果他们被迫迁回村里,却发现村子被水坝和采石场占据了,土地人民一片饥荒。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城市,寻找任何一个可以匿藏的角落。

事到如今,官员们说“先进的城市不能接受窟民那种态度”。这话可说进中上阶级的心坎里,当窟民睡在slum的时候,他们在豪宅里睡得十分slumber。但是,窟民住的地方没有电水供应,他们在街边排便,也在街边抽地下水洗澡煮食。这些水污染的程度,是你我连洗手都不敢碰的。

文字被劫持了,“发展”等同于“经济改革”,异议被列为“反发展”和“反改革”。发展美其名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先进,实际上只惠及少数权贵。在印度,因发展造成的污染,已把神圣的恒河变成了工业大沟渠。在蕉风椰雨的大马,谁阻止国家发展,就被套上“反发展”之罪名。巨型水坝与稀土厂,还有朦朦胧胧的石化厂,造成许多农夫渔夫生计艰难,谋生无道,陷入贫困。

你以为贫穷与你无关?若有朝你被劫或染病,希望你看得出贫穷与你何干。而你,当然是那少数的权贵啦。

(图:杨艾琳)

(本文刊登于11/1/2012《东方日报》龙门阵)

2012年1月9日星期一

安华歌



普天同庆,送安华一首童子军歌: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If you're Anwar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Now we'd like to know what you can do for all of us malaysians,
Its okay you were a jerk back in BN. 

希望你少喊口号多做点事,
希望改革为了民主不为私,
希望你和你的党还有民联的那些人,
不要辜负人民今天的欢呼声。

2012年1月3日星期二

加尔各答的车笛声



冬季。加尔各答(Kolkata)的凉意吸进肺里,都是尘。我咳了几下,声音被喧嚣的车笛声淹没。或许你记得92Patrick Swayze主演的《City of Joy》,剧情我都忘了,只记得加尔各答恼人的车笛声。不单是这部影片,现在想起,几乎所有到印度取景的好莱坞影片,总是拍摄人潮拥挤的混乱景象,车笛声此起彼落。但是,银幕上的事情跟我们无关,除非我们选择经历它,感受它。然则,从观众的身份转换成旅者,固然不是生活其中。我不敢想像,也不愿意成为一个生活在加尔各答的印度人。

走在加尔各答的街上,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除了人,还是人。加尔各答市内有450万人口, 加上郊区统计有14百万人口。朋友说,来到这里他才明白什么是“拐弯抹角”。走在街上像排无止境则无规律的长龙,来往流动不断。你必得一直走,因为这里没有给你停下来的空间。你需要一直闪,因为人不住地迎面而来。街边的地面上,有人在卖菜,有人裹在被单里睡,有的蹲着喝茶,有女人和孩子抬起头伸手向你要钱,有的勺地面上的污水洗澡,有的在小便。你要知道,这一切都不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往间,人与人距离不超过2公分,而汽车、计程车、摩托车、脚踏车、人力车总是在碰撞的状态下行驶,没有车道分隔的规律,大家总在前进与闪避之间“拐弯抹角”。

当地报纸《The Telegraph》有条写加尔各答的段子笑侃,抽掉没完没了的车笛声,加尔各答就不是加尔各答了。计程车几乎每分钟都按一次喇叭,或和窗外另一部车子的司机对骂。来到十字路口,所有交通工具一起停车熄匙,包括有轨电车。我吸一口气,咳了几声,司机再次发动引擎。交通即使停顿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混乱继续空转。

在这里,时间消失了,距离拉近了,空间不曾存在。每一天过得很快,你没有时间和空间胡思乱想,但它逼你用心思考。你看着天没亮就活得比咖喱还要热还要辣的加尔各答,发现人们吃力地讨生。因为一个不小心,他随时被挤出谋生机制的输送机运带,变穷、吃不够、营养不良,从而无法回到不断运转的输送带上。雇主考虑到他身体弱而拒绝雇佣他,从此被逼加入饥饿的行列,没有回头路。

这就是加尔各答。它不停地按着车笛向前行驶,因为它没有条件停下来。

(本文刊登于4/1/2012《东方日报》龙门阵)

2012年1月2日星期一

Bourgeois哈维尔



68年的“布拉格之春”到89年的“天鹅绒革命”,哈维尔堪称为“文艺英雄”。一个剧作家搞革命不稀奇,一个剧作家当上总统就不简单了至少,这种事在亚洲国家不太可能发生,在大马国情之下更是天方夜谭。

哈维尔辞世,大家都有话说。点上蜡烛,歌声扬起,大家忧伤地悼念哈维尔,赞扬哈维尔如何解放捷克人,带给了捷克自由云云。

从《纽约时报》到张铁志的评论显示,大家眼里的哈维尔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至少,他们愿意相信是这样的。西方国家的评述没有不提哈维尔那篇政治文章《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张铁志亦把他和金正日扯在一块,正襟危坐地谈了一番“碰撞的信念”。

究竟哈维尔是不是乱世英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偶尔“英雄”无伤大雅。事实上,哈维尔来自名门贵族,堪称 bourgeoisBourgeois 的生活离不开艺术和品味,所以年轻哈维尔选择追求戏剧人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Bourgeois同时也最具经济与知识条件谈人道主义,哈维尔最终走上革命的路程只说明了一点,他比其他bourgeois有胆识。

共产主义容不下bourgeois,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共产主义无法滋养创意人才,也因为如此,中国才有了个拷不住的艾未未。创作自由及出版自由都是艺术家呼吸的空气,没有了自由,艺术家呼吸困难,而求生的欲望很简单,没有了就要争取要反抗。

哈维尔不懂的理财,但是他很慷慨。凡是朋友向他借钱买乐器、买摄影机、搞出版,他都不会拒绝。他的叛逆精神来自他结交的一伙摇滚乐手,“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这个乐团在68年“布拉格之春“后成立,瓦解于“天鹅绒革命“的前一年。“宇宙的塑胶人”演出时常被警方骚扰,结果被迫秘密演出,成为地下摇滚乐团。

哈维尔让“宇宙的塑胶人”在他的住处办演唱会兼录制唱片,他们几乎没有离开过那里,而哈维尔算是把他们“养”了起来。“宇宙的塑胶人”1976年被共产党以“有组织的扰乱和平”的罪名拘捕,而加拿大裔主唱Paul Wilson 则被逐出境。

其实,哈维尔起草《77宪章》主要是因为“宇宙的塑胶人”与其他20多名音乐人被捕。对共产党而言,他们不是音乐人,而是异议分子;对哈维尔而言,创作自由被限制,人权被侵犯了。除了饿坏而革命,真正的艺术家,才是最有条件的革命家。

(本文刊登于28/12/2011《东方日报》龙门阵)